回憶當年 珍惜當下 ——高考四十周年的回憶

采桑子

潮涌龍眠：回憶當年 珍惜當下 ——高考四十周年的回憶

作者：汪輝林

此文刊登在安徽省政協(xié)文史委主辦的刊物《江淮文史》2017年第5 期、《桐城記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潮涌龍眠》。

個人簡介

　　我叫汪輝林，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專區(qū)桐城縣大關區(qū)魯谼人民公社魯谼生產大隊谷林生產隊（現(xiàn)桐城市呂亭鎮(zhèn)呂亭村谷林村民組），家庭成份是下中農。1978年農村經(jīng)濟還是集體經(jīng)濟，靠工分吃飯。家里年終結算都是欠錢戶，靠一個本家叔祖年年撥款救急，才得以把糧食稱回家。由于歷史原因，祖母小腳不能下田下地在生產隊做工。我雖年紀小，但8歲（1970年下半年，收割晚稻）起正式在生產隊做工記工分，以補貼家里工分不足。1978年參加招生考試之后，就在生產隊做工。成績公布之后，還是別人到縣城辦事，看到縣里張榜公布了達到預選線的考生名單，回家告訴我的。錄取通知下來的那天，是學校打電話到公社，公社教育干事親自到我家通知的。

高中經(jīng)歷

　　我讀書時小學升初中不記得是什么原因要經(jīng)過考試選拔（1973年1月）。那時候，每個區(qū)一所高中。1975年秋季也說高中要考試才能上，結果還是推薦的。推薦是不看成績，一是看家庭成份，家庭成份是地主、富農和家里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子女是不能升高中的；二是同學之間互相投票。我于1976年2月起就讀于桐城縣大關高中（1978年高中畢業(yè)證書的學校印章：安徽省桐城縣大關中學革命委員會）。1976 年元月周恩來總理逝世；上半年經(jīng)歷了四五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7 月朱德總司令逝世，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幫”。記憶中是 1977年3月的一天，英語倪老師把我喊到他房間，指著一張《參考消息》說，“四人幫”粉碎了，鄧副總理可能要出來工作，他出來工作，就肯定要恢復高考。搞經(jīng)濟建設沒有知識是不行的。

　　1977年暑假期間，正式通知取消讀大學推薦，恢復高考制度。隨著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我們也由學工學農學軍轉到備戰(zhàn)高考了。因為是第一次應屆高考，所以學校特別重視，那時高中是分區(qū)分片招生，從生源上來說，沒有太大差別。從1978年春開始，學校增加安排具有高考經(jīng)驗的陳希老師為備考輔導班主任，安排善于寫作的楊善祥老師專門指導作文寫作。由于當時電力不足，時常停電，學校為我們每個人都配發(fā)了臺燈（煤油燈的一種，亮度高）。學校特許我們班晚自習到十一點，但還是有個別同學過零點而不睡。

　　提起高考，不得不說的《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當年復習資料貧乏，抄書是必須的，我曾抄了多本與考試相關的書。當時，參加省數(shù)學競賽的崔生根同學（崔生根同學還代表安徽省參加了全國數(shù)學競賽）獲獎獎品就是一套《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我們羨慕不已，同時也對他敬佩。后來，托人走后門在新華書店購得一套，真是如獲至寶。

　　我認為，我就讀大關高中時的師資力量是最好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像桐城中學、桐城師范以及縣城其他學校老師都作為“臭老九” 分散到全縣各個區(qū)各個公社。大關高中當時就有桐城中學下放的化學老師陳希，還有上海籍華東師范大學物理專業(yè)畢業(yè)的王關余老師，還有被打成右派沒有平反的臨時工語文老師章來祜先生等等。當時，各高中是分區(qū)劃片招生，師資是比較均衡的。因為1978年高考以后，我的化學老師陳希先生首先落實政策回到了桐城中學；再就是教物理的兩個老師一個調到桐城中學，一個調到縣城第二中學；語文劉老師調到桐城中學；英語倪老師調到縣城新組建的三中；數(shù)學老師兼班主任調到另一所高中當校長；政治老師離開教師崗位到公社任職了。還有許多老師陸續(xù)離開了大關高中。

考試及錄取

　　1978年高考文科考政治（100分）、語文（100分）、數(shù)學（100 分）、歷史（100分）、地理（100分）和英語（100分）；理科考政治（100分）、語文（100分）、數(shù)學（100分）、物理（100分）、化學（100 分）和英語（100分）。其中，英語成績文理科都不計入總分，僅供錄取時參考，分數(shù)線是文科為300分、理科為320分，錄取是按志愿，從高分到低分。記得陳希老師在考前分析會上給我算了一筆帳：全省大學招生是多少（具體不記得了），桐城文化好，大約可以是10個考上1個，具體到我們班可以5個考一個。

　　那時，高考指導都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考上大學就用知識為國家作貢獻，考不上就回家務農或者到社辦工廠去勞動。沒有過多的考慮考上大學與考不上大學有什么區(qū)別。也沒有家長送考一說的，一切統(tǒng)一由學校安排或是自己辦理手續(xù)。我的高考場是在桐城中學百年銀杏樹邊上的兩層小樓一樓西邊，現(xiàn)在樓房是受文物保護的，每每去桐城中學還要去看看。學校統(tǒng)一住宿在桐城中學大門前的文教局，我因為有一個熟人在水電局上班，所以就單獨住在水電局，吃飯是在縣政府食堂（即桐城文廟）。

　　1978年高考時間7月20至22日，考的科目和順序是：政治、語文、數(shù)學、物理、化學、英語共6科，英語選考不計入總分。正值高溫時節(jié)，當年賓館稀少，所以縣委縣革委會要求全縣各機關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開放所有食堂和公共場所，保證考生有飯吃有地方住，我們大關高中是住在文教局，早餐有油條，中午還有西瓜，考場前后還放置了大型冰塊。1978年，全國610萬人報考，原計劃招生29.3萬人，后增加近11萬人，共錄取40.2萬人。安徽省文科分數(shù)線是300分、理科是320 分，新生當年秋季入學。桐城縣當年2000多人參加高考，其中應屆只有 1000多人（79、80、81、82這四屆基本上是應屆，到1982年以后往屆參考人數(shù)逐年增加，直至穩(wěn)定在占參考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左右），全縣達線人數(shù)大約是350人，錄取了近340人，其中本科274人。

　　考試結果，大關高中的錄取率為全縣第一，其中崔生根同學化學滿分，全校化學平均分80多分（具體不記得，陳老師90多歲也不記得這些了）。我們班當年考上大學的同學，基本上是物理75分、化學90分以上，大多數(shù)同學的分數(shù)從高分到低分依次是：化學—物理—數(shù)學—政治 —語文。這時有人要問，為什么語文成績最低呢？那時資料貧乏，信息來得慢。我們一直到4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搞好復習，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評，才知道要考語文知識。我和另一同學由于和數(shù)學老師有點小過節(jié)，所以后期數(shù)學復習沒有抓緊，數(shù)學分數(shù)少得可憐。我們班80個同學，當年錄取大專以上14人，高中中專2人。目前學術成就比較突出的有：徐南平，中國工程院院士，主要從事化學工程領域的研究工作，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專家，膜領域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863”新材料領域專家委員會委員；余其俊，當年高一年級參加考試，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博導，校黨委副書記，株江學者，教育部科技委員會委員。

　　考試花絮：在考試前考前指導時，有老師說，只要每門課及格，肯定能上大學。所以每堂考試都要把分數(shù)算得準確才交卷。物理算了78 分，最后一題沒有做了，結果只有76分，交卷前改錯了一小題�；瘜W比較準90分，數(shù)學一分不差42分，語文準確55分。

　　1978年高考的語文題似乎和全世界人開了一個玩笑，1977年高考兩個作文題選一，而1978年高考，只是縮寫，許多當年語文老師參加考試也沒有得高分。

大學經(jīng)歷

　　因為當年三月才有一批學生入學，許多學校都面臨師資和校舍不足的問題。所以，我接到皖西學院（當時叫安徽師范大學六安教學點，77 級是本科，78級以后是�？疲╀浫⊥ㄖ獣�的時候已經(jīng)是國慶節(jié)之后，記憶中開學報到時間是10月23至24日，25日正式上課。所用的教材基本和77級本科的教材一致，許多課也都是和本科一起上的。

　　第一個到我家報錄取信息的是公社文教干事，那是學校打電話到公社的。文教干事到我家時，天色已晚，我正走在生產隊收工的路上。當晚，我還是堅持值班到天亮。1978年大旱，到了8月份，晚稻秧栽下田后，溝塘小水庫基本干涸。為了保收成，都在河里打井取水，經(jīng)過多級水泵，把水送到較高的田里。像我這樣的小不點，就是看抽水機，抽水機是柴油機帶動的，所以要經(jīng)常加油加水。公社離我家大約有5里路，公社文教干事一路走一路宣傳，不幾天全公社都知道了我被錄取，雖然只是�？�，但也是全公社當年惟一考上大學的。為了上學，還特地挑 100斤稻去糧站換了全省糧票和油票。收到錄取通知書，全家高興勁是沒有語言能形容的。為了不驚動別人，一直沒有透露上學的日期，還有意提前了一天。上學那天，因為要帶被子和衣服，一個人沒有出過遠門，所以老爸送我。這時，生產隊的人才知道我去上學。當時，我們班上是42個人，人員分布大約是老三屆（66、67、68 屆高中畢業(yè)學生的簡稱）占三分之一；上山下鄉(xiāng)（回鄉(xiāng)知青）占三分之一；應屆畢業(yè)生占三分之一。特別的是，我們班上還有兩個同學是高一年級參加高考的。年齡最大的已是35周歲，我是班上三個年齡最小之一（15歲），相差20多歲。所以，年長的基本上是帶著我們年少的做事，處處關心時時照顧著我們。像實習照像，一人可以用四張底片，我的老鄉(xiāng)就讓我把他的也用了，多練手呀。女生很少，我們物理班只有兩個女同學。

　　由于文革十年，我們78屆基本上1968年秋入學，十年真的沒有學到多少知識。自主學習能力也比不上那些經(jīng)過風雨的大哥哥大姐姐。不過，有他們做榜樣，我們這些小不點，惟有努力學習。我們班上還有師生關系的，老師是民師，一同考上大學，并且是同一班。陳世美也是那時特定的一個詞。我們班沒有，但其他班有這樣的人。主要是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或者才訂婚沒有結婚，男方考上大學了，然后要求離婚或是解除婚約。不過，這種情況還是很少，也就是幾個人。老少同學不同點多著呢：學習方式的不同——老大哥們理解能力強，善于自學；動手能力強，實驗數(shù)據(jù)準確；做事有主動性和預見性。少年同學——聽話，主動性差得多。

　　除了當年留校的幾個同學外，絕大數(shù)是在學校工作，少數(shù)后來從政。我認為比較出色的有：桐城市原政協(xié)主席宋傳明；安徽職業(yè)教育戰(zhàn)線名人賈本昌《獻身職教育花紅——記霍邱縣陳埠職高校長賈本昌》（《安徽教育》1991年第1期）；日本新華僑——日本徽商協(xié)會會長、黃山美術社社長陳建中。擔任過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在和陳建中談話時說，建中啊，你是個“文化變壓器”。中國和日本的電壓是不通的，一個220伏，一個110伏。文化上也是這樣，有很多差異，將通過你們來把它變得順暢。文化交流需要這樣的“變壓器”。三個同齡小不點，有兩個也擔任過校長，只有我一直在學校，2001年來到教研室當教研員。

成長反思

　　本人從1980年7月畢業(yè)以來，雖然也曾在《物理教師》《實驗教學與儀器》《中國信息技術教育》《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等多家雜志發(fā)表過20多篇論文，也主持過三個省級教育科研課題，但反思40年來教育和高考，“知識改變命運”是永恒的。40年前的恢復高考，改變了多少普通人的人生。受益于改革開放，受益于恢復高考制度，有這相同感受的決不僅僅是我個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