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小說手段證信史

觴客子 · 發(fā)表于 2009-9-19 14:33:16

本帖最后由觴客子于 2009-9-19 14:37 編輯

不可以小說手段證信史

——重議方孝標兼與白夢女士商榷

前段時間，有友人來向我推薦白夢女士的新作《迷霧團團的方家父子》，因受俗務(wù)匆忙竟在一時騰不出太多精力，延至今日方得初窺大略。心中有若干想法，不能細翻資料來一一明細，但有幾點意見，欲藉此悉呈各位桐鄉(xiāng)讀者，希望能作為大家觀察歷史真相的些許參考之用。
白夢女士的這篇文字，用作考證立論的立足材料，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臺灣高陽的相關(guān)“考證文字”，尤其在《清朝的皇帝》一著中，所引尤多。高陽很明顯是以“歷史考證”來輔佐小說創(chuàng)作的成功典范之一，也是作家當中染有“考據(jù)癖”的重要代表之一。前一特征與今人二月河略相似，后一特征又與張愛玲、劉心武頗相類。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無論是高陽還是二月河，都因那前一類特征而大受其利；而在史實考證上，無論高、張亦或是劉，卻都因為基本考證方法的錯誤，影響了整個考證的成果。這大約也是此三家終只能委身于“作家”名列，竟不可冠之以“學者”名銜的一份主要原因吧。
由于這個條件前提，白夢女士在原文中引用的大量來自高陽的所謂“考據(jù)材料”，其可信度就已經(jīng)要大打折扣。我們不急于否定白夢女士的論點，只單從高陽對于這一系列故事當中的幾個重要人物的“考證”當中，就可以近乎很隨意地抓滿一大把錯誤與疏漏。我為了陳述的方便又避繁瑣，只揀幾處較具代表性的案例，來分別闡述高氏考證的謬誤與粗疏處。
第一，“文頭武腳”的取名是方、冒二家的事先約定嗎？
方拱乾有六子，取名皆依“文頭武尾”法，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既知依據(jù)，這在多部清人筆記與正史文獻中都有記載，如袁枚《子不語》、《清史稿》等，當為明證。然冒起宗為其子取名，果然是依“相約用文頭武腳”的么？關(guān)于這一條，我曾刻意去查閱了相當部分的清人文獻記載，并無記載。換句話來說，我至今得見此說的唯一來路，也就是高陽先生的《清朝的皇帝》了。不知道高先生這則說法，究竟有何明白的出處？或是自己的私家猜度？我以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即令我們真相信了冒襄、冒褒這兄弟倆的名字可以拿來作為“文頭武尾”看來，那么冒起宗的另一個庶出子冒裔，為何高陽在這里只字不提呢？或許這位小說家不提他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冒裔之名，不能拿來作為“文頭武腳”的有利證據(jù)，反而卻成了這一臆測的不利證據(jù)了！
事實上，給子女取名，在里面蘊含一層意思，是很正常不過的心理意識。就像今天還有許多家長為子女取名，仍然甚至帶個“斌”字以示文武雙全，方拱乾當年要用“文頭武尾”法，也不過是為了寄托這層意思罷了。但方拱乾畢竟是個大讀書人，不可能像一般人直用“斌”字這么俗套，于是他玩了一個文字技巧也就是“文頭武尾”。但這個技巧明顯不是與冒起宗一起商定好的，因為冒起宗沒必要把自己前兩個兒子都照套了這個技巧，反而到了第三個兒子就不這么堅持下去了，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他“毀約”，也無所謂“相約”的問題了。冒襄與冒褒的名字讓高陽湊到了又一對“文頭武尾”，就開始自行擅說，明顯只是為了迎合小說家天生的“無巧不成書”的心態(tài)。又恰恰就是這么一件真實的“巧合”事，竟讓他折騰成一樁“預(yù)謀已久”的“地下情節(jié)”了。若要依此，我倒可以隨意去另舉一例來攀附一下了。就拿明末四公子當中，另有侯方域，其兄長取名各曰方巖（繁體巖）、方夏，是不是也要借著點變通的手段，認為是“文頭武尾”了呢？事實上，無論是襄、褒、裔，亦或是巖（巖）、夏，都談不上“武尾”。高陽只是拿著“襄”“褒”去硬湊，到了“裔”湊不上去的時候就干脆不提，這充其量只能算是“娛樂大眾”式的編故事罷了。以其來證信史，只能稱之為“小說手段”而已：夠浪漫，卻不夠理智。
當然，方、冒二家關(guān)系很好，這是固然肯定的。但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和方以智此系比較個勝負，都不能輕易下定結(jié)論。尤其不能在定論的依據(jù)中，拿出什么“文頭武腳”的“相約”作為借口。高陽考證其大疏大失，由此可見矣。
第二，董小宛與董鄂妃果然是同一人嗎？
因為這一段是涉及到白夢女士陳述論點中幾近一半的面積，所以固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又恰恰在這一點上，高陽近乎浪漫主義的小說手段，統(tǒng)攝了他的全部考證內(nèi)容當中。而白夢女士在此節(jié)對于高陽的輕信，多少有些“盲目”處，以至影響到自己糾察歷史的理性，甚至傷筋動骨。由于白夢在這一點上對于高陽的基本觀點采取了“照單全收”的方式，并未再在此基礎(chǔ)有作任何補證與旁證，因此拙文在這里只能依據(jù)高陽在《清朝的皇帝》與《高陽說詩》中的基本考證方法，來提出一二批評。
高陽在董小宛與董鄂妃關(guān)系的“考證”上，是自稱延續(xù)陳寅恪先生的“真?zhèn)鳌钡�。但事實上這個說法完全行不通，甚至還帶有一點借勢拉攏與“自欺欺人”的嫌疑。小說家不能為寫實而做“考證”，多半?yún)s為浪漫而做成了“索隱”。今人如劉心武者做成如此，稍前的高陽亦不例外。通看高陽在這一節(jié)上的“考證”，很明顯根本就沒有遵從考據(jù)學上所須遵從的邏輯，卻是先入為主地去設(shè)定一個預(yù)期結(jié)論，然后圍繞這個結(jié)論開始繞樁打轉(zhuǎn)。這樣的結(jié)果就是“強迫”了之前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諸多案例，在一個“中心結(jié)論”下突然很莫名其妙地就聯(lián)結(jié)到了一起。具體到高陽的“考證”細節(jié)當中，就是首先一馬當先去插上一面旗幟，號稱“董小宛＝董鄂妃＝端敬”，然后馬上把端敬的所有有利資料都攀附上去，便欣欣然發(fā)現(xiàn)盡悉吻合了。這種方法能作為一種科學的考證手段么？當然不能。而其中暴露的各樣滑稽無稽處，就在所難免。我在此僅舉數(shù)例，足證其無端甚矣。
其一，高陽推翻不了孟森《董小宛考》中的年齡懸殊這一最大關(guān)隘問題，便活活拖出一部《過墟志》來，硬要拿這個小說型的故事來例證出“董小宛三十三歲得承恩眷，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為了迎合高陽這個“莫須有”的可能，我們讀者必須做出哪些信服呢？說得通白一點，就是要求大家都來相信，這位秦淮一代名妓年至33歲在清宮初蒙一位尚不滿20的風流皇帝的專心愛寵，隨后迅速升遷直至冊立為皇貴妃大赦天下，最近不幸早逝又硬是讓這個少年皇帝痛不欲生大辦喪事精力憔悴、落到最后還追隨芳魂遠去……我們只能說這個故事編的確實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很感人，但這個“莫須有”，是不是也太荒唐了一點？高陽稱自己的觀點得到了陳寅恪先生的佐證，但事實上，即令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相信董小宛在影梅庵并未即死而是被擄北上，也根本不曾相信什么董小宛即董鄂妃說，并明稱“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也許陳持此說，也是因為孟森先生《董小宛考》中所穩(wěn)握的年齡一環(huán)節(jié)，已經(jīng)無可推翻，又兼旁證何其深厚、豈是高陽幾絲臆想可以推翻？
其二，高陽圍繞自己預(yù)設(shè)的“核心結(jié)論”，然后開始在解釋詩典的時候完全一廂情愿去做“索隱”，幾乎全都有失偏頗。例如在解龔詞《賀新郎》的時候，其實我們只要換一個思維路徑，就絲毫沒有不妥之處：“碧海青天”固然用義山詩典，但嫦娥飛天而去，可表天上人間陰陽懸隔再見無期，如何就如高陽所說解作董氏未死高高居于權(quán)上了呢？再如“破鏡”典，更是羨前人可以重圓，而己身卻已隔人世不得再有重逢日。何況若果如高陽所猜度，董氏入宮受寵也是在“佯死”的六年之后，一來龔寫吊詞如何能未卜先知？二來龔只是清廷官員又怎知后宮納妃原委之大事？都不過后世江湖謠言，小說筆法，焉能受高陽先生如何大加索隱？再落到吳詩八絕句之前的小引對聯(lián)“名留琬琰，跡寄丹青”，其中“琬琰”不過是溢美之辭，而高陽先生在這里非要激動起來大做文章，似乎只有“御制行狀”“詞臣誄文”才夠得上“琬琰”之美譽，豈不怪哉？
其三，陳其年《婦人集》記董小宛事，有若干處未如高陽先生的“心意”去記載，便被高陽先生大做文章，以為有“隱筆深意”。其實陳其年記載，本為無心，不知道高陽先生用心機處為何如此深重？以平常心去翻閱《婦人集》，便知高陽舉證，全不在理�！秼D人集》記女子多未用全名直稱，有何不妥？如記陳圓圓事，只記“圓圓”；記顧橫波事，只記“顧夫人”；記柳如是事，只記“河東君”；記桐城方維儀事，亦只記“姚夫人”。難道這些人事都須有“隱筆深意”么？荒誕真不可推敲了。至于注者在文后稱“姬后夭”，高陽更做大膽假設(shè)，以為是“恐被禍”之舉，稱“（小宛）二十七歲而歿，不得謂夭；端敬三十四歲而歿，更不得謂之夭”。然后古人早有稱“年五十不稱夭”，何故？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亦有記載一個叫做李遜的汴京舉子，36歲的份上死了，題有一詩云“休為李君傷夭逝，四齡已可做顏回”，此又有何不可？若是依高陽意，此處注者有意用“夭”是要讓諸者產(chǎn)生錯覺以為董姬至死不過一個雛姬，則其前稱嫁與冒推官，又居艷月樓集成《奩艷》，于情于理都不可以“雛姬”視之了吧？倘若之前的明提人物作注點可以“被禍”，那么這場禍，又怎可以因為“姬后夭”三字得幸免？
其四，高陽舉證稱關(guān)系端敬的冊妃文與行狀，均只言“董氏”而不言“董鄂氏”，是本姓原故。這是極大的無稽處，滿人在入關(guān)之后，多改以漢姓，其中董鄂氏就有一部分改作董氏，在這里直呼“董氏”，難道也不可以？假如真的是因為本姓董而呼錯，那就更不得了了：御制的冊妃文與行狀中，竟然都會犯下如此天大的錯誤？別說這文字不能用出來了，連錯寫的官員，都一定要犯殺頭大罪呀。若這樣的罪尚不及死，何必又有以后的那么多刻意“隱瞞”？滿人入關(guān)后，不止在表面上將姓氏漢化，尤其注重漢文化的吸收與整合，因此元、清兩季相比，滿人在民族文化大融化合成就更著。所以董鄂妃雖系滿人，能夠能曉漢文化，高陽先生大驚小怪以為“滿洲從龍之臣，入關(guān)之初，本身尚多不諳漢語，何能教養(yǎng)出一完全漢化的女兒如端敬也者”，其實亦可參看清室禮親王昭梿《嘯亭雜隸》中一條記載：“近日之棟鄂氏，冶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為金時所遷，處居棟鄂，以地為氏�！贝嘶驐澏跏霞炊跏��？梢姸跏媳驹�，為宋室后裔，則后人受家學影響，能夠通曉較多的漢人文化，又不在情理之中么？或許，又恰恰是因為董鄂妃在入關(guān)之初的清宮中即有深厚的漢文化修養(yǎng)，才使其在順治帝面前更為招幸，以至連受恩寵，有清一代莫敢比肩。相比于高陽氏的牽強附會，不是更令人信服么？
我不過是順著高陽在《清朝的皇帝》立證思路中，逐條揀出重新分析，即知前四條基礎(chǔ)立論處，全不成立。往后更多的衍變，同樣邏輯混亂理智不清，在這里就不再一一并舉。從上可見，高陽明曰效法陳寅恪治學路徑，其實迥然有異，這也是受學問所限而至。陳終可以冠之以“學者”“國學大師”之名號，而高陽終不過“作家”“小說大家”之頭銜，這是在情理之中的。高陽在考證上的基本方法，就已經(jīng)用錯，僅為了圓滿自己一廂情愿的“浪漫主義”意愿，開始將歷史材料任意發(fā)揮，終至落此。相較之下，孟森與陳寅恪二公，于治學考證中何其嚴謹，絕非高陽可比。而高陽從錯誤道路中走出的錯誤結(jié)論，也是我們無法依從的了。據(jù)此，白夢女士因盡襲高陽說，在原文中所述凡與董小宛事件相關(guān)者，不再成立。
第三，錢謙益等人降清的背后果然“另有圖謀”嗎？
我們不妨暫時拋開這一議題，只看白夢女士在原文中做出的一段“大膽假設(shè)”：董小宛入宮后，也被賦予這樣的使命，她施展手段，深得寵信，待產(chǎn)下皇子，順治本要立為太子的，可惜四個月就死了，若此皇子長成，真的做了皇帝，那清朝的江山豈不血統(tǒng)不純，豈不又回歸漢族了？
讀到這里我難免有些錯驚處，因為我在疑心自己當時究竟是在看篇歷史述文，或是在看部古裝影視？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大膽假設(shè)”，也只能存在于我時常提起的“電視劇情節(jié)”當中，是當真沒有什么真實可依性的。假如說這樣的“使命”有何其高明與可取處，當時漢人何必選送一個年已長齡的董小宛？是欺漢家無女或寡美色么？而且又何必只送董氏一人？既然真要靠這個產(chǎn)子立帝的方法來“還我河山”，那還不如用“亂槍打鳥”法，送上一批漢家美女入宮，個個都去邀寵于清帝，個個再都為清帝產(chǎn)子。我們漢人就不相信，這么多子嗣都會有“早折”的下場？只要有存活，就大大提升了立嗣的概率，漢人重收江山不就更是“指日可待”了么？事實上，這種情節(jié)的編造，本來就是無稽的。白夢女士以為這些漢族文人就是要力圖“保護漢統(tǒng)”“使?jié)M清漢化”，其實這不需要這些漢人來做“遠見”，因為清朝的帝王本來就有這番遠見了。他們剛剛?cè)腙P(guān)，就知道要想保證江山長久，就必須去努力學習利用漢人文化。于是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姓氏都“漢化”了，這就是清室皇帝相較于蒙古皇帝的高明之處，也是清室最終可以籠絡(luò)漢族文人的原因所在。而且清室也從未拒絕過漢女入內(nèi)，但帝王家似乎從來不怕這會導致什么“血統(tǒng)不純”以至于“眼睜睜看著剛剛到手的江山還歸漢人”。這只能說是小說手段，影視手段，不過娛樂大眾罷了。
再反思到錢謙益先降清后與起義有染的情節(jié)，我們就要據(jù)此以為錢氏當年降清一舉，旨在為日后生事而設(shè)局么？決然不是。柳如是眼睜睜看著錢老頭變節(jié)了沒有去尋死，是因為她眼里不過鄙棄錢氏的操守，但不至于生念俱無，這完全是兩碼子事情。就像當年李清照也是熱血沸騰的奇女子，但獲知自己丈夫趙明誠在前線當了逃兵，也只是感覺羞辱而不至于蒙羞自盡罷？不過柳氏畢竟是個難得一見的烈女子，所以當日勸錢死節(jié)不果之后，竟真有“奮身欲沉池水中”的壯舉，惜不遂。柳如是最終自縊，則是因為錢老頭已經(jīng)斷氣，自己在錢家卻處處受排斥無法立足，這才是女人的正常心態(tài)。但錢謙益畢竟是個文人，而且是一個帶點軟骨的文人。他之前身為東林黨領(lǐng)袖就已經(jīng)退讓了許多東林黨人的氣節(jié)，使得最后東林黨竟成“藏污納垢”之地，他的責任無可推卸。后來再順應(yīng)形勢而降清，也在他的性格之內(nèi)了。據(jù)《南明野史》所記，“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jié)，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令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狀令人欲嘔。”其實這種丑狀，我想在降清一代文臣當中，可居“翹楚”了，恐怕是龔鼎孳等人尚且遠不可及的。至于錢氏最后重又走上反清的道路，是因為文人骨子里又總會以“變節(jié)”為恥，事后追悔不及，更在情理之中。我們考察明清交接時期的諸多“變節(jié)”文人，諸如龔鼎孳、吳偉業(yè)、侯方域、施閏章等人的詩文，大抵多有同類的收獲。這是文人矛盾痛苦中掙扎的一面?zhèn)扔�。如果換說之前的降清就是假借形勢的“另有圖謀”，其他諸如妻柳如是、侄金圣嘆的嘲罵諷喻都不過跟隨著“演戲”，那么這樣一個能夠“忍辱負重”真骨氣文人，最后所傾注的“圖謀”竟然只按壓在那幾場根本不堪一擊的所謂“起義”上，豈不可笑？再從錢謙益生平行狀中，也不難知覺他的思想與立場改變歷程，絕不至如白夢女士的浪漫式假想。此節(jié)有前輩諸公力證頗多，當不必贅述。陳寅恪先生對錢氏曾作過如此般評價：“牧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點。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勢所使然。若謂其必須始終心悅誠服，則甚不近情理。”此解可謂頗具客觀了。

觴客子 · 發(fā)表于 2009-9-19 14:33:56

本帖最后由觴客子于 2009-9-19 14:42 編輯

第四，方拱乾父子的降清又是“另有圖謀”嗎？
同是桂林方氏族人，方拱乾與方以智對于清室的態(tài)度，是完全不同的。方以智自始至終，差不多都是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態(tài)度，而方拱乾則較早地開始了合作立場。難道這就是一種暗下的刻意安排么？我以為這種推敲毫不對路。方拱乾與方以智，各懷各的思想，從詩文中即可察覺：迥不相類。至于方拱乾父子的降清的意識形態(tài)，從《方孝標文集》中若干文字中已經(jīng)可以分明看出，他們從出仕中要達到自己在思維觀念中的另一個目標：培國之元氣。這從方孝標現(xiàn)存的多篇論史文字中，都可以看出究竟。如果說方族果真有個暗下的“刻意安排”的話，那也只是讓方拱乾父子去仕清以培國之元氣，而讓方以智繼續(xù)抗清以警清廷之膽色罷了。這大約也可謂之“去留肝膽兩昆侖”吧。
方以智的為人處事，大約棱角分明，處處方方正正。相較之下，方拱乾卻要顯得圓滑許多。這種性格差異才決定著他們最終走上不同的選擇道路了。而方拱乾的圓滑老練，在“朱三太子”一案中，可以得到一次完美的反映。高陽根據(jù)此案大造的別樣文章，是顯然不明人情事理的。
朱三太子案在南明朝廷中的一節(jié)，簡單說起來就是南明初建不久，突然來了一個年輕男子自稱朱三太子，引起了弘光朝廷的驚動。按說這個朱三太子如果為真，那么弘光政權(quán)恐怕就要拱手讓人了，這是弘光當朝的眾人所不樂意見到的。但如果為假，又由誰去分辨呢？結(jié)果曾任侍讀的方拱乾就成了唯一人選。方拱乾被推出來，面對著一個最終被驗偽的“朱三太子”，竟采取了啞口不言的方式，默然退出，留給了眾人的無限遐想。那么方拱乾當時不愿指證的原因何在？高陽以為有二：其一是對福王即位表現(xiàn)的失望以及對阮大鋮勢力的厭惡；其二是暗中支援左良玉“清君側(cè)”以重振南明風氣。這兩層原因，尤其是第一層原因，可能確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但高陽明顯忽略了方拱乾此舉的另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忍“拂逆民意”的圓滑老道。其時弘光朝在南京茍且行樂不思進取甚至驕奢淫逸，深為民眾大不滿。如果此時方拱乾直指“太子”為假，雖系實言，卻無疑是為弘光帝穩(wěn)固了權(quán)座。這一點，當然不會為民眾所樂意接受。方拱乾何其精明，如何肯行此道？于是他在那種尷尬境地下，也只有沉默一舉才是最高明的行事方式了。以這樣的心境，即使后受冤被放逐寧古塔，方氏父子依舊可以坦然處之，這才成就了方氏一族的為官學問。雖然方拱乾一系因為中余的各種坎遇倍受挫折，但從始至終，在官道上的居高久遠，確是桂林方族中唯一。
高陽不止把方拱乾的形象太過“理想化”了，為了造就這個“理想化”的形象，他甚至做了一場冤獄，這頂上這個冤名的，恰恰就是劉正宗。劉正宗為人本是清正耿介之輩，才學又富，所以為順治器重。他在方孝標案之后蒙冤，恰恰也是派系傾軋的結(jié)果，在乾隆即位后始得平反昭雪。影響方拱乾父子仕途的丁酉科場案，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劉正宗的“幕后策劃”。況且，丁酉科場案本身就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科場作弊案，朝廷來辦理此事維護科考的公正，全是情理之中。清廷從入關(guān)之后就下意識去籠絡(luò)漢族文人，并且?guī)锥乳_辦博學鴻詞，為朝廷選賢納士。其根本也是為培國之元氣，而絕非“打壓漢文化”，在這一點的理解上，白夢女士是犯了一個天大的誤會。至于丁酉案最終牽涉到方拱乾父子并由此蒙冤遠放寧古塔，那可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冤案”，畢竟方氏父子在這里占據(jù)了一個重要的節(jié)骨點上，帝王即使有再多殊寵，也須權(quán)衡各系，不得已而為之了。如果把這一案全算在劉正宗身上，以為是劉氏不忘“舊仇”來做秋后算賬，未免太把劉正宗的氣量小瞧，也未免太過唐突前賢了吧。
第五，方孝標骨子里果真有反清志節(jié)嗎？
方孝標作為一個漢文人，如果說在骨子里多少有一點吊明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說在骨子里始終包藏著反清志節(jié)，恐怕就令人無法信服了。這里面，主要要分三個方面來作闡述。
其一是《滇游紀聞》。白夢女士以為方孝標文集，竟與戴名世著述差相類。我以為不然，兩人的基本立場完全不同。這不止表現(xiàn)在之前所述的方孝標的若干史論文字，尤其關(guān)系到方孝標記明末事，尤為清晰。在方孝標的筆下，清廷勢力始終是“我朝湯武之師”“我大兵”；反是南明力量，只作為“殘明”“偽封”“潰卒”而已。尤其是今人還多少有所贊譽的張獻忠、李定國之流，在方孝標的筆下，只不過都是“賊”，甚至是“禽獸流耳”。這樣的愛憎態(tài)度，難道還不是足夠明顯么？方孝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清廷的立場，唯一論及帝號者，也不過是陳述了幾句毫無情感立場的語實，時人皆能知。只可惜當時查辦南山集案時，清廷幾乎本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wǎng)”的心態(tài)，胡亂鋪張，就使一筆冤案具定了。但從《滇游紀聞》的本身，不獨沒有半點反清情緒，甚至連對于明后期各地的擁立政權(quán)，本有的一點同情心態(tài)都因為孫、李諸人的倒行逆施而蕩然無存了。
其二是吳三桂逆反案。白夢女士極度懷疑方孝標在吳逆案中為平西王府充任幕僚，這其實也是一個極大的誤會。誠然方孝標詩文中確有透露自己與平西王府的交往，但所明甚詳，只是以交游為目的，可能有點什么裙帶關(guān)系，但不至于混到一起謀反的地步。方孝標在官場上受其父真?zhèn)鳎莻€何其精明的人物？怎么可能去參與吳三桂的那種謀反？連民意都不能支持的反舉，焉能成事？所以給平西王祝完壽之后，就已經(jīng)覺察到吳三桂的圖謀不妥，有意置身事外，早早就留下別詩一份，撤身而去。而記錄書案中已經(jīng)有明確說法：方孝標所以“干連大逆”，實不過因為“方學士”之稱呼竟與吳逆?zhèn)喂�、在逃的“方學詩”同音而已。但方光琛方學詩一系，既有明確案犯，后人豈能與方孝標門系混為一談？高陽與白夢女士，都本著一種作家的浪漫主義心態(tài)，認定康熙是一位難得的明君，故而不可能輕易去冤枉一人。所以他判方孝標一門有罪，但必定就真有其罪了。其實何必如何？古之帝王，不過都是專制獨裁者，所謂“英明”君主，從何談起？別個不論，就姑令方孝標真有其逆罪，以至于康熙要親自下令“剉棺剉骸”，甚至株連全族，這其中有何其殘忍？又文字獄即大興于康熙一朝，這位“明君”的“英明”之處，從何談起？高陽在自己的歷史小說中，總喜歡充分表達對一位“明君”的敬仰與期待，甚至于“不擇手段”去加以造飾，真害人也。方氏一族，至雍正朝方為洗脫冤情，但孝標嫡系子孫，終不得解。此一舉，又是明知冤情，仍要維護皇家尊嚴，便已經(jīng)是“圣恩浩蕩”了。人治社會多半如此，令人寒心。
其三是方孝標家庭與反清意志的考量。白夢女士在原文述及方孝標與方以智的族中交情，這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并非“失和”，卻不意味著一定都站在同一政治立場上。而這兩個家庭的政治觀念，也就恰好不同了。方以智死后在青原山建有衣缽塔，方邵村為題“留青”二字。白夢女士在這里以為是取“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未免有失偏頗�！傲羟唷北緛砭褪且粋€既定熟語，即“留存青史”之意，對于一個既建有衣缽塔來為紀念的真佛，以此形容并不為過。對于方以智的案情，清廷其實是要作低調(diào)處理的，于是爪發(fā)塔得建，而當時有吊文悼詩，亦不在少數(shù)。方亨咸與方以智本系同族，不過題寫“留青”二字，有何欠妥？如果僅此一舉就斷定有“反清”志節(jié)，難免太過苛責。南山集案后，方孝標一門幾臨滅頂之禍，仕途更已中止，按理說對清廷將積累成多少倍的怨恨。但至方式濟子方觀承出，又得機緣重新走回仕場，進而官至直隸總督，始有一門中興。就從方家數(shù)代來觀，幾遭冤禍依舊矢志不渝為清廷盡忠盡力以求光耀門第，這樣的情操，真可以讓清室感動不已了。而這樣的世家，再說是從開始就留下了“反清”的根骨，豈不又釀成新一輪的莫大冤獄？
事實上，論品德之全美，并非一定只有某一條道路方向可以行通。白夢女士以為，方孝標父子始終懷著反清的漢士氣節(jié)，忍辱負重是他們的功德所在。其實，方孝標父子雖然并無反清復(fù)明的志節(jié)，但絲毫不能掩蓋他們的高貴品德。尤其在他們?yōu)楣偕闹�，無不清正廉潔，為朝廷與民間所褒譽。此外，在治學方面又各擅其能，可蓋一朝之盛。如果說，當年方拱乾父子就是出于為國家培元氣的初衷，變節(jié)降清，那么至方觀承一帶，可以自豪地以為，這個初衷已經(jīng)得以實現(xiàn)，這份業(yè)績可謂功在家國。而從此節(jié)來觀之，他們能給江山社稷帶來的貢獻，竟是許多未曾“變節(jié)”的“遺民”所不能替代的，難道他們就不更加可貴么？所謂“忠臣不侍二主”，只是羈縛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樊籬。若國人皆如此守制，至滿人入關(guān)，漢人皆屠盡殺絕，國何之存？民何之存？在《紅樓夢》一著書，曹雪芹曾借書中人物口取笑那些“文死諫武死戰(zhàn)”的愚眾思想。而事實上，早在其前，在明勢注定衰微的季節(jié)，方孝標父子為社稷民眾委身投效清廷，恒有建樹，這是我們必須尊重與首肯的事實。至于桐城桂林方，最終走向興旺的巔峰，與方孝標父子、方苞以及后來方觀承等人的入朝出仕，都是決然分割不開的。
白夢女士的原文，具成長篇，卻依然謙虛冠之以“閑話”諸語。我今為此闡疑釋證，不及為自己的論述，做更多更為細致的查考與明細，也只敢自稱以“閑話”來議“閑話”而已。前文已為具列發(fā)闡五則，略表我之見識，不以論點為主導，只愿在論述之間，正明我對于歷史考證方法的一點看法而已。桐城派自建立當初，就由姚惜抱并舉“義理、考據(jù)、辭章”三義。但觀桐城派學問，向以“義理”為重，“辭章”次之，而以“考據(jù)”為輕，與當時盛行的考據(jù)學是有很大差別的。再延至后世，學人遞少，而“義理”亦已沒落，終落成以“辭章”為重，“義理”次之，而“考據(jù)”再次，實為一哀事也。今桐城人文欲圖復(fù)興，有賴于考據(jù)精要處甚多，愿借此文以饗人文諸友，略明心志。個中再有論證疏漏或謬誤不當處，誠愿與諸公再商榷。

慶，起稿于09年9月18日夜，次日擬成

竹笑山人 · 發(fā)表于 2009-9-19 20:20:01

學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受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謝謝樓主分享！
又及生活中我們必須傾聽不同意見樹立正確認識這跟學究無關(guān)

童中 · 發(fā)表于 2009-9-19 21:40:15

大膽想象,小心求證

半月仙人 · 發(fā)表于 2009-9-20 10:41:40

高陽小說手法，白夢亦小說手法。
似乎，并不是在證信史。
只是，一般讀者往往受小說影響更大，信以為真，
這的確是個問題。

當年笏滿床 · 發(fā)表于 2009-9-20 11:31:06

也是好文。
字數(shù)夠了。

三河漁父 · 發(fā)表于 2009-9-22 10:27:09

建議加大字號，這么小的字看起來太吃力，經(jīng)常回倒，難免影響閱讀持續(xù)性。

清芬閣 · 發(fā)表于 2009-9-22 16:50:55

我開宗明義說過我寫的桐城人物是閑說，非信史。
再次重溫一下我此閑說系列之《引言：閑說桐城歷史人物》

吾邑桐城，自古多才子名士。尤其是明清之際，更可謂是人才輩出。什么“五里三進士，隔河兩狀元”、什么“文章甲天下，冠蓋滿京華”，等等等等。我自幼生長桐城，后又沉湎于文字游戲，長期浸淫，對于桐城的歷史文化、名人逸事不能說了然于心，總也算有所涉獵。便想寫寫他們，那些活在歷史中的鄉(xiāng)賢先輩。然而起個什么名目呢？鉤沉，太專業(yè)，我不是學歷史的，怕鉤得不好，惹史家說道；戲說，太輕浮，畢竟是老祖宗，咱可不能干那數(shù)典忘祖的缺德事。想來想去，不如就叫“閑說”吧，反正是閑著沒事，隨便說說的。以現(xiàn)代人的眼光和筆法來寫，一孔之見，一家之言，看官閑時得便一覽，就當是閑言閑語閑看看吧。
在當今這個經(jīng)濟大潮鼓蕩下的信息時代，沉湎于文字，本就是一個閑人才會干的事。
喔，怎一個閑字了的。

清芬閣 · 發(fā)表于 2009-9-22 16:52:23

本帖最后由清芬閣于 2009-9-22 16:53 編輯

“鉤沉，太專業(yè)，我不是學歷史的，怕鉤得不好，惹史家說道”
早就申明過的事情，別說道我喲。

清芬閣 · 發(fā)表于 2009-9-22 17:01:00

“所以他判方孝標一門有罪，但必定就真有其罪了�！�
我不以為是罪�。。�！所以我要“遐想”并“浮想聯(lián)翩”
再次申明，我本就是作家，不是史家，因此我不接受商榷。[/b]但我同時接受樓主的觀點，我都當資料看。
! M. v6 z5 n/ D. o% w1 {+ Q! \樓主所說的都是史家爭論的事，各方資料我都知道大概，但我就是要如此想象，因為我不是考據(jù)歷史。

		自動登錄	找回密碼
密碼			我要注冊

[桐城史] 不可以小說手段證信史

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