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貼]《東南紀事》之風流云散說方以智

桐川

《東南紀事》之風流云散

桐城方以智
　　
　　
　　崇禎十二年春，方以智陪同好友吳應箕由池州返回留都南京，心情頗為復雜，時時覺得美好的事物正在漸漸離他而去。他已經(jīng)二十九歲，連一名舉人都沒有取得。這一年，又是南京鄉(xiāng)試的時候了，他的懷中，正揣著他姑母的《送侄密之（方以智字）應試》詩：“鯨飛萬里乘破浪，豹隱三秋澤羽毛。我老零丁唯望爾，秦淮馬上莫辭勞。”想起最疼愛他的姑母，他不由得羞愧難當，感到無地自容。姑母十八歲就寡居，他方家是桐城望族，向來崇尚理學的，他姑母便只能妙齡守寡，將整個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侄兒方以智身上。但他流寓南京的六年，無非是躍馬飲酒，吟風弄月，流連于青樓楚館。
　　


　　 他的住處在南京城西 ，名曰“膝 寓 ”，取僅可容膝之意 。其實豈止 可容膝 ，“軒 堂 灑 落 ，復 道 逶 迤 ，旁 有 曲 徑 ，疊 石 為 隴 ，有 花 樹 扶 疏 其 間 ”，正是他的朋友們縱酒歡歌的好所在 。六年前 ，他豪情萬丈地離開家鄉(xiāng)的小城 ，來到南京應鄉(xiāng)試 ，但他的滿腔豪情 ，注定了 他寫不出中規(guī)中矩的八股文 。他的失敗是注定的 ，但他又意識不到這一點 。他向來自負 ，“年十五 ，群經(jīng)子史 ，略能背誦 ，博涉多奇 ，所與游者 ，皆四方豪俊 �！彼�覺得命運在嘲弄他 ，他彷徨且郁悶 �；丶亦l(xiāng)那個寂寞的 小城嗎 ？他早已下定了 “予 亦 不 欲 居 鄉(xiāng) 里 ”的念頭 ，他的心 ，已經(jīng)留在了南京 。這六朝帝王舊都 ，是富貴之地 ，而秦淮粉黛 ，又造就了這 個溫柔之鄉(xiāng) 。恰好這時桐城汪國華 、黃爾誠率市民暴動 ，“殺 鄉(xiāng) 宦 ，殺 惡 仆 ”。他憂心家事 ，固然一夜間白發(fā)驟生 ，但他的父親方孔炤要他舉家遷到南京 ，這正中他的下懷 。方孔炤當年得罪魏忠賢 ，一直家居 ，被鄉(xiāng)民們敬仰 ，所以方家沒有受到損失 。方孔炤素來以謀略聞名 ，桐城鄉(xiāng)紳們請 他相助守城 ，方孔炤留在了桐城 。
　　
　　方以智是個狂生。他好悲歌，經(jīng)常歌至半夜，也好酒，“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睍r人視他為狂生，他也以狂生自詡�！叭巳艘晕业瓤裆�，我等亦謂天下狂生也�！彼�那時期的詩作結(jié)集成《流寓草》，多的就是“狂”字，“難道讀書千萬卷，只宜努力作狂夫？”“獨有洞庭無限水，蒼茫猶可對狂生�！彼�的行為，在南京城中人人側(cè)目。一向欣賞他獎掖他的前輩陳子龍給他的信中寫道：“李子（李雯）云：密之近有信來，在金陵甚豪頓，躍馬飲酒，壯士滿座，或引紅妝，曼歌長嘯，殊自快也�！倍嗄暌院�，與他并稱“四公子”的陳貞慧的兒子陳維崧曾追敘他的豪舉：“密之先生衣紈榖，飾騶騎，鳴笳疊吹，閑雅甚都。......先生蓋慷慨習兵事，堂下蓄怒馬，桀黠之奴帶刀自衛(wèi)者，出入常數(shù)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
　　
　　陳子龍是理解他的行為的：“密之名家，盛年多才負氣，又當亂世，不能為人主建一奇，立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頹激而恢蕩也�！笔堑�，他的頹廢，并不是因為他天生消極，只是為了消磨他報國無門的塊壘。崇禎八年，張獻忠的亂軍攻陷鳳陽，焚毀皇陵，他正臥病在蘇州，只能哀嘆“太息文辭何所用，少能騎馬學彎弓”，“今二十五，頭顱如許，未有寸進”。平日在歡宴中，他也隨身帶著書籍，抽空便閱讀。他一直在著書立說，他二十一歲就開始寫的《物理小識》已經(jīng)有了雛形，而《通雅》即將殺青。他隱隱中能預見到，僅僅這兩本書，就將使他留名于青史。但他有時候也很疑惑，他到底是逢場作戲呢，還是真正的享受這種生活。他父親方孔炤一再寫信要他節(jié)儉，“慎用度”，“時可率幼弟，鍵戶誦章句”，好好的閉門讀書才是正事。但他妹夫?qū)O臨一到南京，就因他的關(guān)系而墮落了。孫臨是允文允武的杰出人物，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大家都叫他“飛將軍”，剛到南京，就結(jié)識了名妓王月、葛嫩，自謂：“此溫柔鄉(xiāng)也，吾老是鄉(xiāng)矣�！彼�也加以規(guī)勸：“孫郎才致絕人，而溺志于此，終不能有為矣�！狈揭灾且灿妙愃频脑拕襁^吳中名士姜垓。但這種規(guī)勸，太軟弱了。
　　
　　這是個末世，一片紙醉金迷，人人醉心于聲色犬馬。國事日非，頹風漸緊，不祥的氣息在中國飄蕩，人人都可預見到大限將至，自知不免。且放浪于江湖之間，去醉生夢死吧。其實方以智信奉理學，從小受到的是綱常倫理的教育，與當時最流行的王陽明的信徒不同，與他的放浪形骸的朋友們也會意見相左。他很矛盾，很內(nèi)疚，經(jīng)常自責。他擺脫不了他貴介公子的束縛，在掙扎中，與他的朋友們繼續(xù)頹廢下去。他時時覺得他的心智被蒙蔽住了，他的心在漸漸干涸，漸漸枯萎。這時，他不得不佩服他好友吳應箕的執(zhí)著。
　　
　　吳應箕在一年前，亦即崇禎十一年，作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聯(lián)合復社同人將同樣寓居南京的阮大鋮驅(qū)逐出了南京城。
　　
　　阮大鋮是安徽懷寧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阮氏天資聰穎，早年即有聲譽，受到侯方域的父親侯恂的賞識，也是東林黨人，入閹黨所立的《東林點將錄》。但阮大鋮顯然是個實用主義者，東林黨人的身分并沒有帶給他實質(zhì)性的利益，相反，雖然他只是點將錄中的小腳色，也時時有被捕殺的危險。他終于自己作了一個《百官圖》，進獻給魏忠賢，來代替《點將錄》。這百官圖直接導致楊璉、左光斗等人被殺，阮大鋮因此深得魏公公的青昧，成為閹黨的重要人物。崇禎即位，魏忠賢受誅，定逆案，阮大鋮充分利用他的聰明才智和人脈關(guān)系，賄賂各方，居然免于刑罰，僅僅削職為民。阮大鋮不甘寂寞，于崇禎五年在桐城暗中主持創(chuàng)建了“中江文社”，廣為網(wǎng)羅安徽的名士。一年前的春天，方以智南下江浙，結(jié)識了文震孟、陳子龍、錢謙益等名流，直到崇禎五年冬天才返回桐城，卻發(fā)現(xiàn)好友錢澄之等皖中名士均加入了中江文社。方以智將錢澄之勸出了中江文社，這是他和阮大鋮結(jié)下的第一個仇恨。
　　
　　阮大鋮在安徽無法立足，轉(zhuǎn)到了南京，又立一個社，名叫群社，一方面和復社抗衡，一方面又向復社暗拋媚眼，希望借著自己的才華，與復社相拉攏。他的用意，大概也只是招攬名士，交接朋友，擴大他的聲譽和影響。簡言之，他要作個公共知識分子，為他的復出作準備。當時貴州人馬士英和他的關(guān)系最好。阮大鋮和馬士英的詞章文采都極佳，阮大鋮寫的戲劇《燕子箋》尤其膾炙人口，有人將其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相提并論，至今《奸遁》一折，仍為昆曲保留劇目。便是在政治上與阮大鋮絕對對立的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亦曾特召阮氏家班演唱此劇。阮大鋮在南京花天酒地，歌兒舞女充溢后庭，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每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為搖惑，即有賢者，亦噤不敢發(fā)聲。”但發(fā)聲的還是有的，第一個就是同為皖人的吳應箕。他見阮大鋮逍遙法外，早已經(jīng)覺得忿忿不平，而阮大鋮還在大庭廣眾間談兵論劍，與亂匪暗通款曲，實在是居心叵測，對于留都南京而言，是極大的潛在危險。
　　
　　吳應箕和四公子的老大、宜興人陳貞慧，以及東林黨領(lǐng)袖顧憲成的孫子、無錫人顧杲商議，三個人決定寫一份傳單，這就是著名的《留都防亂公揭》。吳應箕寫了草稿，“次尾（吳應箕字）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顧杲列名第一。草稿完成后，他們向復社的幾個重要人物征求意見。陳貞慧后來寫的《防亂公揭本末》載：“昆陵為張二無，金沙為仲馭，云間為陳臥子，吳門為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方密之即方以智，陳臥子是陳子龍，此時丁憂在家。只有楊維斗認為多次一舉，顧杲為此和他多次辯論。防亂公揭在崇禎十一年七月張貼散發(fā)，這張小小的傳單，將阮大鋮趕到了南門外的牛首，再也不敢出頭露面了。
　　
　　在正式的防亂公揭上，方以智并沒有簽名，原因不明。或許是因為他對這些政治上的糾紛已經(jīng)感到厭倦了，他那時的一首詩揭示了他的心情：“既能束發(fā)談時事，敢說逃名避黨人。入穴彼方張虎翼，擬書惟恐逆龍鱗�！彪m然同為貴介公子，方以智的閱歷和見識要高出儕輩，他對無謂的黨爭的門戶之見，可能已經(jīng)有更深刻的看法了。而當時的復社青年們，并不知道什么是利害，只知道正義與公議，只知道忠奸之分。其實以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既然阮大鋮示惠于復社，不妨接納他，畢竟多一個朋友也是好的。尤其是阮大鋮那樣的小人，一旦成為敵人，是非�？膳碌氖隆Ｕ�人君子們有太多的顧慮，有太多的條條框框需要遵循，而小人們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后來南明弘光朝史可法和阮大鋮、馬士英相爭的失敗，明白的說明了這一點。
　　
　　崇禎十二年的初夏，方以智舉行了平生最后一次豪舉，四方名士豪杰在他南京的家中聚會，“梨園子弟，三班駢演，閣外環(huán)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案，設(shè)立層臺，以坐狀元”。其中有位新到的貴公子，乃是四公子中最年少的商丘人侯方域。侯方域和阮大鋮是世交，但阮掌權(quán)后，侯方域差點被逮捕，他在逃離南京時，給阮大鋮寫了一封語氣強烈的信，涉及他剛到南京的事：“及仆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識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于我為后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剌拜于床下�！�語不及持事（指阮大鋮）。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焙罘接虻幕貞浻悬c混亂，他的父親、戶部尚書侯恂在崇禎九年就入獄了，至崇禎十四年才被放出來。成勇于崇禎十一年九月因為彈劾楊嗣昌而獲罪，而之前，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被起用為湖廣巡撫，在剿匪中八戰(zhàn)八捷，侯方域在南京不可能見到方孔炤。
　　
　　當時秦淮河畔最出風頭的并不是方以智，而是侯方域和冒辟疆。侯方域風流倜儻，侑酒必以紅裙，冒辟疆慷慨好士，桃葉渡大會群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更是千古傳誦。在侯方域眼中，方以智有些古怪。方以智居然去讀耶穌會的書，去研究太西之學，去研究“通幾”“質(zhì)測”之類東西，他居然說“地毬在日北陸之帶為中國，故陰陽最和，人最靈”，他剛完成的《通雅》也很古怪。在侯方域眼中，及時行樂無疑更重要些。其實他正處在流言中，他的父親侯恂還在獄中。而當時在南京的東林子弟，復社青年們，多有以孝聞名的。比如周順昌的兒子周茂蘭，兩次寫血書替他父親申冤，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濂，也曾刺血上書，而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在公堂上直接以鐵椎擊傷了殺父仇人許顯純。黃宗羲對侯方域便多有微詞：“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但是，禮法豈是為吾輩所設(shè)的？
　　
　　崇禎十二年八月南京鄉(xiāng)試的結(jié)果，方以智中舉人，第二年京城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不久其父方孔炤得罪楊嗣昌，蒙冤下獄。方以智懷揣血疏，哭于宮門之外。經(jīng)過長達兩年的辯冤，方孔炤才得以平反，方以智也升任翰林院檢討。李自成破北京城，崇禎縊死煤山，方以智在北京被逮捕，但他瞅準機會逃了出來。他的目的地是南京，南京的生活，在他而言，是刻骨銘心的。但此時的南京，已經(jīng)物是人非。馬士英等人擁福王朱由嵩在南京即位，建號弘光。阮大鋮當政后，幾乎把復社的名士一網(wǎng)打盡。周鑣、雷演祚被殺，陳貞慧被捕入錦衣衛(wèi)，差點也死了。吳應箕、黃宗羲等人逃出南京城，后來有的抗清而死，有的歸隱于深山。秦淮河畔的風流，是徹底的煙消云散了。
　　
　　方以智剛到南京，就遭到阮大鋮的追捕，情迫之下只得變道人服裝，亡命江湖。他四處奔走游說，組織各方勢力抗清，先后參與擁戴四個南明政權(quán)。但天命如此，無力回天。他三十九歲時，被清帥馬蛟麟捕獲。馬氏愛他的才華，迫使他降清，設(shè)官服在左，白刃在右，任他選擇，他毅然面向白刃，馬氏氣為之奪，只得讓他作了僧人。在其后的流亡歲月中，他寫下了著名的哲學著作《東西均》。他六十一歲時，又一次被清廷捕獲，那一年十月解押至萬安的惶恐灘，這個融貫東西、窮究天人的哲人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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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社會轉(zhuǎn)型的夭折
　　
　　方以智曾說，“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為十七世紀中國最杰出的學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在于全面總結(jié)了中國的古代科學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他所處的時代，是世界歷史發(fā)生重要轉(zhuǎn)折的時期，西方國家正處于從文藝復興向啟蒙運動的過渡階段，近代科學的發(fā)展引起了西方一系列的巨變。在中國，也到了一個“天崩地解”的大轉(zhuǎn)變時期，傳統(tǒng)文化既在解體，也在自我重組，自我完善。在中國思想史上，那是一個堪與春秋戰(zhàn)國之際相媲美的異�；钴S的時代，理學和王學的相互沖擊相互碰撞與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和啟蒙思想的產(chǎn)生，學術(shù)研究的范圍從儒家經(jīng)典擴大到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想文化各領(lǐng)域。以自然科學而言，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顛峰之作，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nóng)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在短時期內(nèi)集中產(chǎn)生了，中國的自然科學到了新的爆發(fā)點。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處在由傳統(tǒng)社會向近現(xiàn)代社會過渡的關(guān)鍵時期，無論是在政治經(jīng)濟領(lǐng)域還是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舊的傳統(tǒng)的思想觀念與新的先進的價值理念在激烈的沖擊和碰撞，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價值沖突和社會轉(zhuǎn)向。但是，很遺憾，中國社會的新的轉(zhuǎn)型因為滿清的入主中原而嘎然而止了。
　　（對于明末清初時期通常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我比較反感，這只注重生產(chǎn)和資本關(guān)系，有貼標簽的嫌疑。事實上晚明的社會轉(zhuǎn)型是全方位的，英國人Craig Clunas以為明中晚期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早期，我以為更確切。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講學于桐城，是王陽明心學在東南地區(qū)的重要傳人，與江浙的王派傳人顧憲成、劉宗周、黃道舟等人并峙。作為王陽明的三傳弟子，顧憲成對于王學的空談心性已經(jīng)相當反感，企圖進行撥亂反正，但他的努力，主要還是在于道德方面的，即王夫之所說的“東林會講，人但知為儲皇羽翼，不知其當新學邪說橫行之日，砥柱狂瀾，為斯道衛(wèi)之尤烈也”（王夫之《搔首問》）。但其時程朱理學也已經(jīng)破綻百出，東林黨人的由王返朱，不免有些茫然。方學漸則走得更遠，他“究良知而歸實”，公然主張“崇實”（葉燦《方明善先生行狀》），開明末崇尚務實的風氣。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zhèn)、父親方孔炤均回歸到程朱的道路，重視“格物致知”，強調(diào)實證主義，兩人都擅長天文學。方孔炤曾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學習近代科學，他的《崇禎歷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成為集大成者，達到了中國科學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是中國歷史上有數(shù)的數(shù)學家，著有《數(shù)度衍》。
　　
　　晚明的社會，其實是一個多元的政治格局，傳統(tǒng)的君主制度下，其它的制約因素也在產(chǎn)生。天主教的傳入是其一，崇禎年間的首輔沈一貫、葉向高、徐光啟，名臣王徵、孫元化、李天經(jīng)、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人均受過洗禮，形成了一個西學集團。而東林黨人聯(lián)合民間的各方勢力，在東南遙執(zhí)朝政，和中央集權(quán)相對壘。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們的共通之處是崇敬在不幸和苦難中的堅強性以及倫理道德的嚴格性，在晚明腐爛的社會中，這是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們共同希望的善行。對于東林黨人而言，他們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關(guān)心帝國的財政和軍事，企圖拯救這個腐爛的皇朝。至張溥創(chuàng)建復社，這種傾向更加明顯。復社雖無政黨的名目，其實在行使政黨的功能，也是中國歷史上從古至今罕見的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張溥本人是徐光啟的學生，曾很長時間在徐光啟左右侍讀，學習徐光啟的泰西之學，包括天文學、數(shù)學、農(nóng)政學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zhuǎn)變，東林黨的對西學的興趣，主要是倫理道德學說，而復社諸子們開始研究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lǐng)域。復社的另一領(lǐng)袖陳子龍是其中的代表。
　　
　　這應該是有感于明末越來越嚴峻的現(xiàn)實，復社青年們期望能夠力挽頹靡的世風，能夠把人們從空洞虛幻的王學談禪中拉回到多災多難的現(xiàn)實，能夠多做一些匡時救世的實事。陳子龍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編輯刊行的《明經(jīng)世文編》，共五百零四卷，這是中國古代人文科學的集大成之作，包括了很多領(lǐng)域，如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番舶、災荒、農(nóng)事、治河、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錢法、鈔法、稅法、役法、科舉等（朱東潤《陳子龍極其時代》）。這書的焦點就是救世。要救世，須知社會沉疾的癥結(jié)所在。王陽明以為社會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內(nèi)心，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須“致良知”。復社的青年們要實際的多，現(xiàn)實的多。陳子龍明確的指出“今天下之大患在于國貧”，必須“修兵農(nóng)而極富強”。富國強兵，才是唯一的救世之道。陳子龍仔細研究了時弊，認為當時社會危機的根源就是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的根源則是君主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在《天說》中，陳子龍?zhí)岢隽讼拗凭龣?quán)、開放言論自由、尊重“凡人”亦即平民的主張。陳子龍要求給予“文章之士”發(fā)表政見的權(quán)力，反對鉗制言路，反對對發(fā)表政見的文人進行迫害。在朝廷和地方的關(guān)系上，陳子龍主張“分民而治”，權(quán)力不應該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和內(nèi)閣。很明顯，在陳子龍的實學思想中，有啟蒙思想的雛形，有現(xiàn)代民主理論的精髓。在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中均有類似的闡述，這些復社青年們在復社的活動中也試圖實行他們的理論。
　　
　　而方以智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方面。和西方早期的啟蒙學者類似，他的兩本主要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識》，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專著。他在《通雅》卷首寫道：“農(nóng)書、醫(yī)學、算測、工器，乃是務實，各存其家，......總為物理，當作格致全書�！彼�曾發(fā)大愿，立志邀集天下各門學術(shù)的專家，合編一部中國自然科學的全集：“愚者若得世資，當建草堂養(yǎng)天下賢才，刪古之書而統(tǒng)類之，經(jīng)解、性理、物理、文章、經(jīng)濟、小學、方技、律歷、醫(yī)藥之故，各用其所長，各精其極致，編其要而詳其事，百卷可舉�！保ā断�廬信筆》）方以智不僅總結(jié)中國固有的科學成果，也積極吸收西方科學的新成就。他研究過的西方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有記錄的就達數(shù)十種。方以智和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他兒子方中通記述了他和湯若望的交往：“先生（湯若望）祟禎時已入中國，所刊歷法故名崇禎歷書，與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學，出世后絕口不談�！保ǚ街型ā杜阍姟罚�。方以智對西方的新學說的學習和繼承是有選擇性的，他認為西學分三大類，質(zhì)測（自然科學）、 通幾（哲學和神學）和宰理（社會科學），“太西質(zhì)測頗精, 通幾末舉”（《物理小識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學值得學習，哲學和神學方面則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遠西為郯子”（《物理小識總論》，按：左傳記魯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曾講論自然知識，孔子就學，并告人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保�，借鑒西方的自然科學，來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假以時日，方以智當能夠把中國仍然領(lǐng)先的技術(shù)領(lǐng)域如冶金等，和西方更先進的基礎(chǔ)科學如數(shù)學和天文學等融會貫通，或許中國的歷史會向另一方向發(fā)展。但是，假設(shè)歷史發(fā)展永遠是天真的想法，滿清入關(guān)后，方以智一生都受到清廷的追捕，直至被捕與死亡，他的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斷了。
　　
　　考察中國自然科學在明末突然的爆發(fā)，不得不提及有名的“李約瑟難題”，亦即為什么中國十五世紀以前在技術(shù)發(fā)明上遠遠處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卻沒有率先發(fā)生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科學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紀，中國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西方了。對于這一問題的試解答，大致可以歸結(jié)于群體原因和個體原因。群體上講，西方近代科學只能在民主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而中國千余年來是君主集權(quán)統(tǒng)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學在中國占統(tǒng)治地位，鄙視科學和技術(shù)，阻礙了科學的發(fā)展。個體而言，中國人缺乏實驗的精神，不重視實證，這大概也可以歸因于儒學。其實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晚明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社會，王陽明心學的流行導致了個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異�；钴S，朝政松馳后的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也被喚醒被激活，復社的興起又形成了一種略似于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國事的日緊又要求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shù)產(chǎn)生。中國科學史上的顛峰之著，《農(nóng)政全書》完成于天啟三年，《天工開物》和《徐霞客游記》均完成于崇禎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識》則完稿于崇禎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學成果，看似偶然，其實是當時活潑的社會環(huán)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統(tǒng)治地位的理學而言，通常人們也有誤解。理學本身其實是科學的實證的，它要求人們?nèi)ジ裎镏轮�。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視科學觀察和實驗的自然科學家，李約瑟曾一再強調(diào)朱熹理學“反映了近代科學的立足點”（參見俺的坑^_^《被扭曲的朱熹》

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975&flag=1）。

以信奉理學的方以智為例，方中通記述了方以智寫《物理小識》時用實驗反復驗證：“采摭所言，或無征，或試之不驗，次貴質(zhì)測，征其確然耳�！保ǚ街型ā段锢硇∽R編錄緣起》）近代科學的曙光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已經(jīng)顯露，而西方的科學也在這時傳入。融會中西之學，結(jié)合中國傳統(tǒng)擅長的技術(shù)方法和西方日新月異的基礎(chǔ)科學理論，到了最恰當?shù)臅r候。但是，滿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斬了。
　　
　　徐復觀先生認為宋明理學是“真正人的覺醒，知識分子的覺醒”（《徐復觀集》）。錢穆先生則認為“若強要我們以西方文藝復興相比擬，則該是宋儒，非清儒”（《國學新論》），“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chuàng)通經(jīng)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理學的精髓，其活潑的激發(fā)人們創(chuàng)新性的講學傳統(tǒng)，卻被清廷所壓制所摧殘：“清廷雖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來書院講學精神，本人心之義理，以推之政治者，則摧壓不遺余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魯迅先生則更是一針見血：“清廷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又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以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穩(wěn)定壓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與專制，壓制自由的生活環(huán)境與活潑的學術(shù)氣氛，是中國的慣技。中國自宋之程朱的講學，明之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東林諸人的講學，傳播其政治學說，實踐其政治理想的自覺與勇氣，這一儒家的道統(tǒng)自此斷裂。對于朱熹本人而言，尤其有譏諷的意味。朱熹主張限制君權(quán)，主張皇帝應該把國家大事交給宰輔和大臣們共同處理，主張用經(jīng)筵講席等方式來考核監(jiān)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義赤膊上陣，將權(quán)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朱熹反對科舉，鄙視時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標準來科舉八股，以清朝最烈。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說：“專政政治壓歪并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發(fā)展，如何能倒過來說儒家思想是專政的護符？”（《徐復觀集》)
　　
　　明代以暴政著名，以虐待士大夫著稱，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以自己的生命維持著讀書人的體面。至清朝，則完全斯文泯滅，文字獄與誦讀“上諭圣訓”并舉，在“盜賊的氣氛之外，再加強奴才的氣氛”（《徐復觀集》），現(xiàn)在滿屏幕清宮戲中一聲聲響亮的“奴才”，可為一證。讀書人要么趨炎附勢成為小人，要么埋頭考據(jù)訓詁以明哲保身。明末現(xiàn)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么地方了�！短旃ら_物》是極好的一個例子，天工開物記載的技術(shù)方法在當時很多仍領(lǐng)先于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一書詳細討論了天工開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傳與影響。事實上《農(nóng)政全書》和《天工開物》印行后立即在日本傳播，日本的生產(chǎn)力迅速提高，民眾最終“倒幕”，從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維新的現(xiàn)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稱述一個事實，在清朝，天工開物在中國消失了，直至民國年間才由日本返回中國。和天工開物相同遭遇的書太多了，乾隆修四庫全書的“盛事”，十年中僅浙江省就毀書近一萬五千部，全國焚書可統(tǒng)計的達七十一萬卷，實際數(shù)目遠超過此，可以啟發(fā)民智的思想性書和可以富國強民的技術(shù)性書由于其對清廷的潛在威脅性，在中國消聲匿跡，民國時才在歐美日本重新一一“發(fā)現(xiàn)”。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內(nèi)憂外患中，清廷降旨“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此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明末哲人的書中，存在著強國的方法。“清初幾位大師，實即殘明遺老，黃梨洲、顧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們很多話，在過去二百年間，大家熟視無睹，到這時忽然象電氣一般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保�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但為時已晚，明末中國現(xiàn)代化的被腰斬，近三百年的從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國落后太多太多了。
　　

桐川

轉(zhuǎn)自：天涯『煮酒論史』 [歷史隨筆]東南紀事

作者：羽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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