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西漢銅鐘銘文“封君容石”及相關(guān)問題

快雨堂

[size=4][color=#0034ff]桐城西漢銅鐘銘文“封君容石”及相關(guān)問題

作 者:唐紅炬[/color][/size]


１９７９年夏，安徽桐城石南鄉(xiāng)村民在農(nóng)田建設(shè)中掘出一銅壺，旋由桐城文化館征集，１９８４年秋移交桐城博物館收藏。


銅壺，古代器物。用以盛酒漿或糧食。新石器時代已有陶壺。商周時代青銅壺多為圓形，也有方形或橢圓形。至漢代，方形的叫“鈁”，圓形叫“鐘”。這只銅壺是圓形，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經(jīng)國家一級文物鑒定專家組鑒定為西漢遺物，故名銅鐘。該銅鐘圓體、寬頸、球腹，口侈大，下承寬圈足，兩肩鋪首銜環(huán)。頸上部有一帶狀寬邊，中部收束。肩、上腹、下腹各有一道凸起的寬帶紋，其上加飾凸弦紋一道。銅鐘通高４４厘米，口徑１６．６厘米，頸部收束處１４．６厘米，頸長１４．５厘米，腹部球徑３４．４厘米，圈足高５．５厘米，直徑２０厘米，大于器口，鋪首銜環(huán)環(huán)徑９厘米。

器的肩部豎行陰刻銘文四字“封君容石”，漢隸寫法，字體剛勁有力。通體呈西漢特點，中原文化特色�，F(xiàn)就銘文有關(guān)問題，分述如下：

一、關(guān)于“容石”

“石”本系重量單位，《漢書·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春秋戰(zhàn)國時，“石”的重量與容量轉(zhuǎn)換關(guān)系是：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一斛即是一石。葉夢得《巖下放言》：“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惫P者在安徽天長市博物館看到一只和此鐘大小、形制相同的銅鐘，上有漢隸“容十斗”三字，可為物證。“容石”是指該鐘對某物質(zhì)而言，其單位容量，重量關(guān)系為相等。

二、關(guān)于“石”的量

對于“石”的權(quán)量，古人已認識到它是一個變化著的量，但對于它的變化關(guān)系，認識上又非常模糊。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此有多處質(zhì)疑：“古之權(quán)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蓋自三代以后，取民無制，權(quán)量之屬，每代遞增�！�

現(xiàn)在，我們只要測量一下這只西漢銅鐘，即可精確地知道古今權(quán)量關(guān)系。我們先把銅鐘的頸部等效為一個圓柱體，把肩腹部至圈足上等效為一個球體，通過計算，這只銅鐘裝一石水，它對應(yīng)今天的權(quán)量是２１千克。

三、關(guān)于“容石”所指的內(nèi)容物

如前述，鐘即圓形壺�！掇o�！穼︾娀驂毓τ玫慕忉屖恰坝靡允⒕茲{或糧食”�！吨袊�青銅器》將壺分為盛酒之壺與盛水之壺。前者為酒器，后者為盥器。本文試運用排除法來確定該鐘“容石”所指的內(nèi)容物：

（１）該鐘不是盛水之壺

按照史書記載，西漢時的水質(zhì)污染和水的稀缺程度遠較今日為輕，水不具備大規(guī)模的商品交換功能，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用“石”來確定水的權(quán)量或容量標準。

（２）該鐘不是盛酒之壺

古人已經(jīng)注意到酒的醇薄、比重問題。葉夢得《巖下放言》指出：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數(shù)，從其取之醇酉離。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酉離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quán)名，則當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谷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言酒石者，未嘗有定數(shù)也。”既無定數(shù)，也就無法用確定的“石”來衡量酒漿的器物。

（３）該鐘是用來盛糧食之器　　　 由于我們已知銅鐘或壺的功用只有三個選項，已排除了其中的兩個選項，則只剩下了其中的惟一一個選項，即該鐘的“容石”是用來權(quán)量谷物的。這里所說的“排除”，是相對于確定的“石”的標準所針對的對象而言，并不排除在實際運用中將它和盛酒或盛水，就如同用靴子照樣可以裝啤酒一樣。

（４）、關(guān)于“封君”　

封君是指封建時代受有封邑的貴族�！稘h代·食貨志下》：“封君皆氐首仰給焉”（按：氐同低）。顏師古注：“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桐城，西漢時屬廬江郡，稱舒縣。舒縣境內(nèi)有桐鄉(xiāng)，即春秋時桐國。據(jù)《桐城縣志》記載：漢宣帝時，廬江郡舒縣人朱邑任桐鄉(xiāng)嗇夫，管理地方訴訟賦稅，因辦事公正廉明，愛民恤民，被舉賢良，任大名府農(nóng)丞，繼任北海太守，再以“治行第一”選拔進京任大司農(nóng)。他雖身居高官，位居列卿，但生活節(jié)儉，常以俸周濟桐鄉(xiāng)貧民。晚年病重時曾囑其子：“我故為桐鄉(xiāng)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xiāng)，后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xiāng)民”，子遵其囑。桐鄉(xiāng)人果“歲時祭祀不絕”（今墓冢猶存，墓葬所在地的行政村名“朱公村”）。當時，漢宣帝劉詢曾下詔稱贊“大司農(nóng)邑，廉潔守節(jié)，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魂，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兇災(zāi)，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從該銅鐘的時代特征（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判定為漢武帝前后）、地域特征（中原文化特色，在古廬江郡舒縣境內(nèi)出土），身份特征（朱邑為西漢時桐城僅有的公卿大臣，其名“邑”也透露出他生長于朱姓先人的封地）、及其家人享受的榮典（受皇帝褒獎）等一系列特征聯(lián)系起來看，“封君”可推斷為朱邑家族的某位成員。

綜上所述，對西漢銘文銅鐘進行深入認真地研究，可以為西漢“石”的權(quán)量提供一個準確的標準器；可以廓清典籍對于‘石’的種種推測和訛誤；同時，它也為漢代的封典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證據(jù)。

童中

很專業(yè)的問題.

桐川

關(guān)于朱邑一說不能認同。

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集解徐廣曰：“廬江、衡山。”

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
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fù)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后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fā)兵應(yīng)之。其相曰：“王必欲應(yīng)吳，臣愿為將�！蓖跄藢僦�。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yīng)，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盧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于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shù)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
從以上可以看出漢初淮南分后有廬江封國，國君為陽周侯劉賜，后廬江王又“徙為衡山王，王江北”，可見我們江北一帶一直有封國存在。

舒國舊址在近廬江城池鄉(xiāng)，鄰近石南，舊城或許已毀，遷址于石南也不是沒有可能！因此個人認為該銅鐘與廬江王劉賜可能有一定關(guān)系

朱邑是不能自稱封君的！

桐川

宣帝地節(jié)四年,北海
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nóng)。

朱邑卒于公元前58年，列卿之位而已。原為桐鄉(xiāng)嗇夫，祖上有封地的可能性極小

ooo

[em15] [em15] [e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