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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敬敷書院的移建
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暮春,清朝安徽布政使于蔭霖、按察使趙爾巽奉命在省城安慶北門外百子橋西本院現址,購地百余畝,營建校舍,廣植樹木,將原在城內的著名"省學"敬敷書院移到這里辦學,由此揭開了本院百年育人的序幕。 安慶古屬"皖"國,境內有皖山(天柱山)、皖河, 安徽簡稱"皖"正由此得名。安慶建城始于南宋,迄今有700多年的歷史。自清乾隆二十五即1760年至1937年的177年間,一直是安徽省府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清代以方苞、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文學,正是在這里開一代文風,影響中國文壇200多年;清代著名的徽班正是從這里輾轉進京,開有國劇之稱的京劇之先河,因而安慶素有"文化之邦、戲劇之鄉(xiāng)"的美譽。安慶敬敷書院,是清代安徽最大、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官辦書院,1652年(清順治九年)由操江巡撫李曰芃建在安慶城內。初名培原書院,1733年奉旨改為官辦,1736年定名為"敬敷書院"。著名桐城派大師姚鼐曾兩度就任書院的山長(院長),至1897年遷到城外建院時,它己有245年辦學歷史。書院的移建源于一場育人觀上的分歧;鴉片戰(zhàn)爭打開了封閉的國門,隨著社會近代化進程的加快,傳統(tǒng)的封建教育體制已難以適應社會的要求,到十九世紀后葉,國內改良教育體制的呼聲日高。當時的安慶是一個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地方,早在1862年,曾國潘就在安慶創(chuàng)辦了中國最最早的新興工業(yè)之一的安慶內軍械所,制造出中國近代第一臺蒸汽機、第一艘小火輪。社會的變化,使安慶在興辦什么樣教育、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問題上掀起了波瀾,具有改良主義思想傾向的安徽巡撫鄧華熙,主張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培養(yǎng)"既通西學、又切時務"的人才,并于1897年初上奏朝拜廷,要求在安徽創(chuàng)辦"求是"學堂,推行新式教育。但以安徽布政使于蔭霖、按察使趙爾巽為代表的一大批官吏們則認為辦學還是要"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本",主張對現有的書院作些改良,只要"革除空疏之弊"就可以了。這樣一方面朝廷批準了鄧華熙的辦學奏章,新式學堂開始在籌辦;另一方面,在科舉制度尚存,經學八股還是讀書人主要進身之階的情況下,作為省學的敬敷書院還是不可替代的,為避免新老兩個學堂同城對峙,巡撫命布政使于蔭霖在安慶城外另辟處所建立新的敬敷書院。 敬敷書院新院址遠眺城郊大龍山,近傍安慶八景之一的菱湖,院北有條丈許高的土崗,從西向東逶迤而來,崗上雜樹成蔭;西南面一條清溪半繞校園,垂柳夾岸,細水長流,風光秀美又遠離城內煙館酒肆、商賈車馬的喧囂。是讀書習學的好地方。擔任新敬敷書院山長的是桐城名儒阮強(字仲勉)先生,他曾應臺灣巡撫劉銘傳之聘,主講臺灣書院,《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走后,他即回皖接長敬院。與阮共同主講敬敷書院的還有黟縣胡元吉先生。
二、敬敷書院辦學簡況 敬敷書院辦學始于1652年(清順治九年),由江南省操江巡撫李曰芃捐資兩千兩白銀創(chuàng)辦,當時以李的名號稱作"培原書院"。院址先在安慶城內同安嶺,即今龍山路市中醫(yī)院以北"軍招"附近。書院興建后有過5次大的增修,分別是1681年(康熙二十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1709年(雍正七年)、1736年(乾隆元年)。5次增修都是巡撫、知夜以私人名義出資的(清初曾下令不準官方建立書院)。1709年安徽巡撫葉九思重修后曾改"培原書院"為"修永書院",但不久又恢復了原名。 1733年(雍正十一年),清廷下令各省在省城設立一個大書院,各撥給一千兩白銀作為創(chuàng)辦經費,并明確"省立"書院師生的生活費用一律由政府撥給學田以學田租金供給。從此這個書院的性質由捐資助學的"私立"變成了"奉旨建院"的官立"省學",巡撫知府們過問書院事務成了應盡之責,不再需假以私名。于是巡撫徐士林馬上對書院"大加葺治,前建碑亭,中為禮讓堂,左右增號舍,賜金千兩并學田110畝",加上書院原有的田產,"總計學田35頃又60畝,租谷麥1717石,額銀148兩悉為書院膏火"。由此辦學條件改善了,規(guī)模也擴大了。 1736年(乾隆元年),清廷再次下諭旨,明確省城的大書院其地位相當于"古候國之學","依照這道諭旨,清朝政府把大書院當成省立大學對待了。從此清朝各省立書院既是官立,而且在學校體制中又列入了大學教育的范圍","這些書院與宋明時代的講學為主的書院性質完全不同了"。既然此時書院的性質已與過去有本質不同,以個人名號命名的院名自然應當改過,"培原書院"從此改作"敬敷書院"。"敬敷"之詞,語出《尚書·舜典》,意思是恭敬地布施教化。 此后的敬敷書院,均由官府一手操辦。書院的山長(院長)由巡撫親自聘定,歷任巡撫及其他主要官員均兼任書院的主講。書院每月集中講課兩次,月初(初一或初三)由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員們輪流主講,月中(十五或十八)由山長主講。山長同時總領書院事務。據《安慶市志》載,先后擔任敬敷書院山長的著名學者有劉大櫆、全祖望、姚鼐、王寬吾等。但查劉大櫆年譜,無此記載。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派大師姚鼐的確于乾隆四十五至五十三年、嘉慶六年至十年兩度主持敬敷書院,前后達14年,在這里寫下了《儀鄭堂記》、《廬州府治序》等許多文章。 書院的學生主要有兩類,一種是已通過"院試"的秀才,為進取"鄉(xiāng)試"、考舉人而入院進修,他們多數人每月的月初和月中來院聽講,交習作者待批閱,稱"月課生員",平時住不住院悉聽尊便。另一類是童試及格者或"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年十五以上己讀孔孟四書者",即有一定基礎但還未中秀才的童生,為通過院試進取秀才而常年在院學習,稱"常課生童"。書院的教學方式有自習、相互切磋、先生個別輔導、集中講學和模擬考試等。每月舉行兩次考試,內容有八股文、試帖詩及經史詞賦策論等。按考試成績的等級發(fā)給"膏火"即獎學金,一般分超等、特等、壹等之類等級,獲獎名額與獎銀多少不定,視書院經費情況浮動,多則三五兩、少則幾錢銀。敬敷書院的經費來源一是藩庫(省財政)撥膏火銀,此項數額較小,一年不足一千兩。但"合一歲書院經費通須二千余金",僅山長每歲束修就要占去約600兩,顯然不入敷出;二是官撥銀兩購置學田,收田租;三是來自社會捐贈!稇褜幙h志》載:"道光二年,巡撫陶澍率屬捐廉,買桐邑新生州一所,歲課足錢一千貫,由桐城縣解送,永為膏火之資"。就這樣,書院把接受的銀兩一部分作為膏火本銀,發(fā)典生息;一部分購置學田、房產,每年收取田租房租。由于敬敷書院是"省學",歷屆巡撫、藩 二司新到任,總不免要"倡捐"一下以示重學,因而數百年書院積累了可觀的校產,到光緒年間,即有"薪膏本銀一萬五千兩發(fā)典生息,崇文、來字、鐵板各洲租官、西 魚課、東流縣學田租、房租總計每年九千九百二十兩"。如此豐厚的校產收入,在正常年景下,經費自然"由是裕如"了。 敬敷書院在安慶前后有三個院址。第一個院址在城內同安嶺,人稱"老敬敷書院"。1853年太平軍攻占安慶后,和清軍有過數次慘烈的城池爭奪戰(zhàn),每一次城池易手,都要給城內帶來一次洗劫。到1861年太平軍失敗,安徽省巡撫衙門重遷回安慶時,城內建筑大多化為一片瓦礫,同安嶺的敬敷書院也"悉數毀于兵燹"。1862年(同治元年),兩江總督曾國番將書院移建于姚家口西街,即今孝肅路西段安慶電視臺附近,這個院址人稱"舊敬敷書院"。由于連年戰(zhàn)亂,學田租收不上來,辦學經費又有困難,曾國潘再辟一經費來源:"月提厘局征收銀為諸生膏火之費",每月從商品流通稅收中抽取一部分,以保證辦學之需。光緒元年,巡撫裕祿指令布政司使孫衣言"增修"了新建的書院,使之"可容生徒百數十人,又倡捐書籍存院以誦習",僅孫衣言本人就帶頭捐書經史子集數百部,從而創(chuàng)設了書院藏書樓(圖書館)、改善了書院研究學問的條件。這里的藏書為后來建立安徽省立圖書館奠定了基礎。1897年暮春,位于城北門外的書院新校舍落成,這是敬敷書院的第三址,人稱"新敬敷書院"。書院遷城外現校址后,城內舊址即改為省藏書樓(圖書館)。 新敬敷書院在城外新址(即本院現址)辦學共4年,安徽近代名人房秩五先生"1898年冬入敬敷書院讀書,院試為第三名"。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清廷實行教育維新,下詔改全國書院為學堂,省城大書院改為省大學堂。由此,興辦250年的敬敷書院于1901年冬停辦,以全部校產與求是學堂合并產生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學--安徽大學堂。
第二節(jié) 安徽大學堂與安徽高等學堂
一、辦學概況 1902年,敬敷書院改為安徽大學堂。當時巡撫王之春認為,城內的"求是學堂房屋較敬敷書院為寬,且同一培植人才,(兩校)歸并辦理易于措手",于是將安徽大學堂遷至城內鷺鷥橋與求是學堂合并辦學。安徽大學堂是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學,安徽省布政使、按察使親自擔任學堂總辦(校長)。安徽大學堂的學生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在全省招收新生,"飭各屬州縣選生申送,縣各二名,合共百人為住堂正額生";二是"以原求是學堂肄業(yè)者充之,作為師范生";三是令原敬敷書院學生"以及舉人孝廉生童等人均改入該堂附課",為此設附課生(旁聽生)120名。 1903年,劉葆良擔任安徽大學堂總辦,著名經學大師姚永概擔任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大學堂開設的課程有英文、國文、東文(日文)、倫理、輿地、中外政治、中外歷史以及經學大義、群經源流等等。這一年朝廷頒布了《奏定高等學堂單程》,規(guī)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設高等學堂一所,以教大學預備科為宗旨,而大學堂目前只能"先就京師設立以為之倡,俟將來各學大興,即擇繁盛重要省份增設"。根據這個章程,1904年,安徽大學堂改為安徽高等學堂。 1905年初,安徽高等學堂由鷺鷥橋遷往同安嶺老敬敷書院舊址新建成的校舍,并將學額擴大到240名,實際招生300名。根據《奏定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的新生須從中學畢業(yè)生中考選,但當時中學也才開辦不久,無畢業(yè)生可招,只好"甄留在大學堂肄業(yè)各生及考選中國經史文學具有根底者入堂"。這一年,總辦劉葆良辭職,總教習姚永概奉巡撫之命赴上海面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嚴復擔任安徽高等學堂總辦(后稱監(jiān)督)。1906年3月15日來得來安慶就職。來得針對安徽高等學堂當時管理混亂、學風散漫等弊端,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教學與管理整頓。經過嚴格的考試,淘汰濫竽充數的教員(包括日籍教員數人),聘用合格的教員,加強外語教學。將所有的學生重新考試分科,對程度過差的學生另行開班補習中學課程。鑒于當時安徽無師范學堂而省內各中學又急需教師,嚴復在學生中"擇其年齡較長或程度較深者",編成師范速成班,給他們集中開設中學課程和教育學等師范專業(yè)課程,一年后畢業(yè)輸送到省內各府縣中學堂任教。將余下的學生編成五個高等預科班。1907年招預科新生170人,在新生中挑選學生再編一個師范班,其余學生編成四個預科班。至此,安徽高等學堂辦學逐漸步入正軌,1907年在校生10個班284人。據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學部官報》載,1907年安徽高等學堂有管理職員9人,專職教員15人,兼職教員3人。學堂設監(jiān)督(校長)、監(jiān)學、總教習、齋務長、庶務長、掌書、檢察、監(jiān)膳、會計、雜務等。開設課程有中外國文、經學倫理、中外歷史、中外國輿地、英文、數學、心理學、生理學、論理、天文地文地質、物理、化學、動植物學、法律、兵制、動靜力學、理財學等;并說安徽高等學堂"自嚴監(jiān)督到堂后始專力注重英文算學,查上年考試卷,英文算學成績欠佳而經學倫理歷史地理則成績均良,足見教員大半得人,校地大略合用,但天井小空氣不足,經費尚不絀,管理員教員中尚有可省者"。當時學堂經費歲入61675兩(白銀),支出56460兩,略有寬余。 然而嚴復的整頓觸及到官紳們的私利,受到舊勢力的排擠,1907年6月8日,嚴復遺憾地離開了安慶,辭去了高等學堂監(jiān)督之職。年事已高的老翰林洪思亮稱生繼任監(jiān)督。1908年學堂開始招本科新生。因各地申送來的中學畢業(yè)生程度參差不齊,達不上本科教學要求,學校與省提學使(省教育行政主管)商定開辦新生本科補習班。1909年高等學堂的本科班才開辦起來,經過嚴格篩選,進入本科班的正式學生僅12人。當時本科班的課程按照《奏定高等學堂章程》第一類學科,即為預備進入經學、政法學、文學、商學諸科大學學習者開設,預科課程按當時中學的四五年級程度開設。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高等學堂暫停辦。從1902年至1911年,安徽大學堂、高等學堂共培養(yǎng)師范畢業(yè)生兩個班104人,預科畢業(yè)生前后五屆近300人,本科班12名學生和未畢業(yè)的部分預科生辛亥革命后轉入京師大學堂學習。皖籍教育名人王星拱、高語罕、高一涵、胡子穆、趙倫士、陳我魯、曹鏡清等均畢業(yè)于安徽高等學堂。
二、嚴復在高等學堂的整頓 1906年3月15日,嚴復接受安徽巡撫的再三聘請,來到安慶就任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雖然嚴復當時在國內知識界已負有盛譽而安徽巡撫對他也禮遇有加,但未到安慶之前,嚴復就收到了匿名信,恐嚇他不要前往安徽高等學堂就職。當時的安徽高等學堂,"大紳士則謀監(jiān)督,小紳士則謀管理雜差",學堂人浮于事,管理混亂,學風散漫。針對此嚴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主要做法是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和不能勝任教職的教員,二是裁減過多的管理人員,三是嚴格教學管理,整頓教風學風,四是教學上根據安徽當時教育發(fā)展的迫切要求,注重外語和師范教育。他首先對全體學生進行摸底考試,根據成績將學生重新分科(由本科降為預科),給他們補習中學課程,將程度太差的30多名學生淘汰出校。即使是即將畢業(yè)的學生,不及格也毫不留情地預以留級;其次就教學問題找教員分別談話,"問各人對各該科的教授法怎樣,回答得滿意,便下聘書,若是不滿意,就不下聘書。幾個所謂的東洋教習不肯見機而作預先逃走,經過嚴氏一番過問,都得了不及格的評語,嚴氏當著他們的面,板著面孔勸他們回日本"。教學上也一改過去散漫的習氣,嚴復的助手監(jiān)學周鼎觀規(guī)定"上英文課一句中國話也不準說,誰(學生)說中國話就馬上被罰"。經過一番整頓,學堂面貌大變,教學與管理走上了正軌。嚴復寫信曾欣慰地說:"來皖卒卒無一隙之睱,高等學堂大考,退者至州余人,全城震悚,語吾手辣。然經此一番淘汰,學生知功課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無所用人情勢力。此堂是后可望必成矣"。 但嚴復的整頓,觸犯了地方官吏紳士們的私利,也得罪了有各種勢力背景的教員們,"舒服慣了的先生們,怎能吃得了這種苦頭,地方紳士們首先鼓動要畢業(yè)生的學生,以反對周監(jiān)學為名,提出驅逐嚴蠻子,打倒周舅子,風潮就這樣起來了"。嚴復后來分析說,"高等學校之有風潮,實因官界與我挾妒反對,而紳界則以學堂為利藪,各思分肥。學生一因去年沙汰過多,二因求請畢業(yè)不遂,三因夏考在即,恐復被沙汰。周鼎觀平時辦事得罪多人。當時之事原可勸阻即定,而提學司故縱之,F在官界惟一撫臺、紳界惟一姚叔節(jié)一人(支持我),余非反對即系隨風,故吾斷無更留(安慶)之理"。 1907年6月8日,嚴復被迫離開了安慶,他感慨地說:"嗟嗟!學堂本教育之地,而小人視利藪,學生劣者不可沙汰,沙汰即起風潮,此后學界尚可問乎?" 嚴復辭職后,高等學堂又漸漸回到老樣子,"只聽到朗誦中文之聲,不再聽到朗誦英文之聲了"。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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