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

夕陽依海

桐城派，又稱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槐、姚鼐均系桐城籍，故世人將他們及其追隨者稱作“桐城派”。桐城派興于清康、雍，盛于乾、嘉，衰于民初，是清代散文流派中勢力最大的一個流派。其參與作家之眾，播布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久，皆為中國文學史上所僅見。
桐城派文論的核心是義法。明確提出義法說和對義法的內涵進行反復闡述的是方苞。他在《又書貨殖傳后》中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fā)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及《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及《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言有物”，是說文章要有內容，基本上是宋儒的義理，但又力戒空疏，強調濟于實用；“言有序”，是說文章講究表現形式，要有章法結構。義法的完整概念，是指有內容、有條理、結構謹嚴、合乎體制的文章。義與法的關系，有主有次，相輔相成，內容和形式要成為完整的統一體。方苞認為，形式要為內容服務，內容決定著形式。一篇文章寫作時，“或順或逆，或前或后，皆義之所不得不然”（《左傳義法舉要》）。義法說還包括對謀篇布局“尚簡去繁”的要求和對語言文字“雅潔”的提倡。方苞認為，“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fā)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古文約選序》）。也就是說，只有剪裁得體、結構嚴謹、語言簡潔，才是好文章。
方苞揭橥義法，標舉雅潔，力圖以清通質實的文字，倡明程、朱理學，實際上并未真正窺到散文文學的深堂奧室。其后的劉大在義法說方面，又加以豐富和補充，強調了散文應具備的情感和氣勢。他認為，文章的思想內容固然居首要地位，但藝術本身卻有相對的獨立性，提出了神氣音節(jié)說。其主旨見于《論文偶記》：“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jié)者，匠人之所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氣隨神轉”；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jié)者，文之稍粗處也。然論文者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jié)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jié)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所謂“神”，大體是指作者的性格特征、思想修養(yǎng)在藝術上完滿而成熟的表現；所謂“氣”，大體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氣勢及其所呈現出的面貌；所謂“音節(jié)”，則是指長短相間、錯綜配合的句式結構和抑揚頓挫、瑯瑯可誦的語言因素。后來桐城派文人都把因聲求氣奉為不易之旨。
方苞兼論義法，劉大以法為主，姚鼐則擴充和發(fā)展了方、劉之說，使桐城派文論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
姚鼐論文的主要創(chuàng)見有以下3點：
提出義理、考據、辭章的統一。他說：“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鈔序》）。姚鼐生當乾、嘉考據風盛之時，他將宋、漢學和辭章結合起來論述文章和學問的息息相通，正是他論文解識宏通之處。這對擴張桐城派的壁壘起了很大的作用。
提出選文和作文的標準，即“文章八要”的主張。他在所編選的《古文辭類纂》的序目中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者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彼�所說的神、理、氣、味，是指文章的思想、精神；格、律、聲、色，是指文章的形式及語言的音韻文采。精寓于粗，即內容寓于形式。從而概括出散文創(chuàng)作藝術的特征，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藝術論。
提出文章風格的陰陽剛柔說。他說：“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fā)也�！�…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觀其文，諷其音，則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柔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彼麑⒉煌�的藝術風格概括為陽剛陰柔兩大類，認為這兩種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又會產生多種多樣的風格來。他還認識到文章風格主要是作者才性和氣質的表現，可以通過藝術形象來分析和顯示作者的風格。這是對古文家在文學風格理論方面的概括和總結，是桐城派文論的精彩之處。
姚鼐之后，桐城派支流日繁，歧見時出，在藝術理論方面很少有重要的新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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