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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錄》,偶然看到毛主席點評《新唐書.徐有功傳》的批語:
“命系庖廚,何足惜哉!此言不當(dāng)。岳飛、文天祥、曾靜、[b][color=red]戴名世[/color][/b]、瞿秋白、方志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職,不亦偉乎?”
徐是唐武則天時代有名的嚴(yán)正執(zhí)法官,敢于主持正義不惜以死執(zhí)法,毛對《新唐書》卷113《徐有功》研讀非常仔細,加了很多標(biāo)注,可見他對徐這個封建時代的執(zhí)法楷模是贊許的,但他對徐辭去御史時所發(fā)的牢騷:“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政行法,必坐此死矣!鳖H為不然,毛的這一段批注是對其委婉的批評,同時也是對“以身殉職”這一精神含義的理解和表白,[color=red]舉出戴名世作為正面例子可見其對桐城文人的贊許和推崇。[/color]
毛澤東對桐城文人的贊賞可能是因為受曾國藩的影響。毛早期非常崇拜他的同鄉(xiāng)先賢曾國藩,曾有“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之語,而曾一生非常倚重桐城派,他的“湘鄉(xiāng)派”實為桐城派的分支和變體。曾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網(wǎng)絡(luò)了一大批桐城派文人來推動古文運動,除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jù)和辭章外,又自己提出了“經(jīng)濟致用”行文,使之以剛毅雄辯見長。其間桐城吳汝綸等曾門四大弟子執(zhí)掌全國文壇,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可能不受其影響,我們參閱早期毛的古文,清幽古樸,隱隱有方姚遺風(fēng)。其時的嚴(yán)復(fù)、林紓等人均服膺于桐城派,他們創(chuàng)立的侯官派為桐城派末期的又一支流,而毛澤東對這些清末文人也比較推崇,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洪秀全、嚴(yán)復(fù)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chǎn)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所以在五四運動以后,以魯迅、胡適等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干將對桐城文派猛烈抨擊,而毛澤東卻始終少有惡語相向。
另外毛澤東對桐城文人的推崇可能與桐城文人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精神也有關(guān),遠的如左光斗,馬孟禎,何如寵等,近代的有阮鶚,姚瑩、朱光潛等,無一不是正氣浩然、大義凜凜的鴻儒大師,深諳歷史的毛澤東不可能不留意一下這些如此集中又巧合的桐城傲骨。
無獨有偶,1956年中蘇關(guān)系惡化時候,毛澤東主席接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時,曾吟詠張英著名的六尺巷回詩“一紙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dāng)年秦始皇!笨梢娒珴蓶|對桐城派和桐城文人還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撫古思今,在臺灣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的時候,我們希望現(xiàn)在的政府能拿出毛澤東的氣魄和膽量出來,想想當(dāng)年桐城大將姚瑩世怎么抗擊英軍守衛(wèi)臺灣的,用一些實際行動告慰當(dāng)年這位偉人被迫留下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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