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法》：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總結(jié)

采桑子

來源：桐城派研究公眾號
作者：慈波（安徽安慶人，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出版有《黃溍評傳》《陳繹曾集輯校》等。）
1 i" F/ K; J+ y- \, x  K$ d* P+ [摘要：學術(shù)界對于桐城派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與中期，而晚期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變與理論整合卻未得到相應重視。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是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結(jié)穴之作，曾得到錢基博的激賞。此書師法《文心雕龍》，有較強的系統(tǒng)性與理論色彩，具有融匯彌縫的特點，對于末流缺失多有涉及，有效糾補了桐城派文章理論的不足，反映出桐城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作出的應對與調(diào)整。黃侃在北京大學授課時曾激烈抨擊桐城文章，而姚永樸拒不應戰(zhàn)，其實具有理論方面的充足理由，黃侃所針砭的缺失在《文學研究法》中早已得到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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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F; ~+ ?, O" _: J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桐城派的研究逐漸煥發(fā)出生機，對五四時期嚴厲而有失偏頗的批判有所修正．并擺脫了以政治標準來評判文章的批評模式，對于桐城“三祖”、曾國藩時期的“中興”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對桐城文章理論的闡發(fā)也達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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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作為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結(jié)穴之作，在理論整合方面有較大貢獻，卻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作為姚鼐世父姚范的五世孫，姚永樸“恪守姚氏家法”，以桐城派晚期名家的身份論述本派文章理論，所見自然較為真切而少隔膜，也更能反映桐城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作出的應對與調(diào)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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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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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桐城派文章理論

桐城派是一個持續(xù)時間很長的文學流派，幾乎與清朝統(tǒng)治相始終，在不同的階段，各有別具特色的文章理論應運而生。其中較突出者，如方苞所提倡的“義法”說、“雅潔”說，劉大櫆所主張的“神氣”說，姚鼐所推闡的格、律、聲、色、神、理、氣、味以及“剛?cè)帷闭f，曾國藩所補充的“經(jīng)濟”說等等，都在特定時期發(fā)揮過確定文章風格、規(guī)范文章創(chuàng)作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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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 ?6 s# z8 ^) Q& A; y3 i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對桐城派不同時期的理論都有所汲取，充分吸收了其中的合理內(nèi)涵，加以整合，反映了桐城派文章理論在調(diào)整中不斷發(fā)展的面貌。對于方苞、劉大櫆、姚鼐、姚范以及曾國藩等人的評文之作，《文學研究法》予以大量征引，并以此作為其觀點的基礎(chǔ)，充分體現(xiàn)了此書的桐城派文章學屬性。

/ F; m% @8 @' a- k2 w姚永樸首先強調(diào)了入門須正。在《起原》中，他指出：“欲從數(shù)百千萬卷中，撮其英華，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擇不可；欲知所抉擇，非有真識不可；欲有真識，非有師承不可。蓋有師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騎之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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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文之初，就應該明確學習的方向，遵循一定的方法。姚永樸重點推薦了兩部古文選集，即姚鼐的《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認為兩書“鑒別皆極精審，吾人從事茲學，自當先取派正而詞雅者師之，余則歸諸涉獵之中，又其次者，雖不觀可也。果如是，必不致?lián)p日力而墮入歧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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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部選集都是桐城派奉為圭臬之作。姚選推重唐宋八大家，又加以歸有光，而以方苞、劉大櫆承接其緒，實有樹立桐城文統(tǒng)之意；曾選則擴大了古文的范圍，選入經(jīng)、史作品。姚永樸主張以此作為入門指南，顯然是對桐城家法的秉承與弘揚。

在文章根本方面，姚永樸反對徒騁詞藻，主張敦本務(wù)實，實際上就是桐城派“義法”所強調(diào)的“言之有物”。在《根本》中，他指出：“為文章者，茍欲根本盛大，枝葉扶疏，首在于明道�！薄懊鞯馈奔错n愈屢屢強調(diào)的“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暗馈敝赶蛉寮业膫惱淼赖�。這一點是自方苞以來桐城派的論文宗旨，“以道為文之本”與“學行繼程朱之后”是相合。

姚永樸又指出：“其次在于經(jīng)世�！边@是對“明道”的深入，強調(diào)文章必須具有經(jīng)綸世務(wù)的意義，是對空言性理的反駁，與曾國藩所主的“經(jīng)濟”屬同一范疇。在明乎根本的基礎(chǔ)上，姚永樸認為：“吾輩茍從事茲學，必先涵養(yǎng)胸趣。蓋胸趣果異乎流俗，然后其心靜；心靜則識明而氣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齊、治、平之學，以見諸文字，措諸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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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所提倡的“養(yǎng)氣”而言，姚鼐、曾國藩等也曾經(jīng)有所涉及，但措意不多，姚永樸予以提煉概括，是對文章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強調(diào)．也是對平日修養(yǎng)的重視．體現(xiàn)了將明道與經(jīng)世的追求和倫常日用、培養(yǎng)文氣相統(tǒng)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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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7 T9 g% m1 `) O. r* |* O對于桐城派文章理論的根本準則，姚永樸非常重視。在《綱領(lǐng)》中他強調(diào)：“文學之綱領(lǐng)，以義法為首�！庇忠詾椤肮湃宋恼�，其為義有隱顯之不同；而其法亦極變化難測，特終歸于有條不紊耳”，“使為文而不講義法，則雖千言立就，而散漫無紀，曷足貴哉”。

在《記載》中他特意指出：“記載之文，全以義法為主。所謂義者，有歸宿之謂；所謂法者，有起、有結(jié)、有呼、有應、有提掇、有過脈、有頓挫、有鉤勒之謂。”有歸宿指文章應當不偏于題旨，似乎并無突出“義理”之意，而法則指向具體的文章作法。

7 I/ V, r. @5 L# i& ^“義法”說自方苞倡導之后，以其簡便易行一直被派中人尊奉，但如果執(zhí)成法而不知通變，其弊端也是很明顯的。因此有人據(jù)此否定“法”的可行性，如魏禧就認為興會標舉、意氣淋漓之際，為文必然不受所謂“法”的拘囿。姚永樸認為：“此種酣嬉淋漓境況，古人恒有之，雖未嘗兢兢然求合于法，而卒未有與法背馳者�！�
3 @" \0 ~* P. p' _- n$ D) T1 w
) Y6 i' R  Q' h7 Y( B顯然，姚永樸認為“法”是不可廢止的，“文之有法，猶室之有戶也。誰能出不由戶，而文顧可無法哉”，甚至《莊子》這樣文風恣肆俶詭的作品也有法可循，“古人之文，愈奇變不可測，愈有法以經(jīng)緯其間”。不過姚永樸對于“法”的觀點也是辯證的，他指出：“雖然，不善用法，或反為所拘。拘則迫，迫則葸，葸則氣餒，氣餒則筆呆蹇而不活。其病亦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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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 T0 @& k- W' L' v8 M7 O! ]; O正是強調(diào)不能為法所用，非然者即導以方氏之說，而彼亦汲汲焉以法度為急，終不過形存而君形者亡，與木偶無異”�？梢娨τ罉銓τ诓簧朴梅ǖ谋锥艘延兴�覺察。而且，他進而指出：“義法雖文學家所最重，而實不足以盡文章之妙。”并援引姚鼐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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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溪所得，在國朝諸賢為最深，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澹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

; v% n* N3 A5 b+ {6 J' N3 _這種看法合理地評價了義法的意義，對一味講求義法有重要突破，因為義法只是把握了文章當中顯性的規(guī)律，有利于摹擬、襲用，但其中的內(nèi)蘊卻不是義法所能全部涵蓋的，劉大櫆、張裕釗諸人“因聲求氣”就是對義法的必要補充。姚永樸對義法的見解反映了桐城派自我完善理論體系的努力。



在文章分類方面，姚永樸汲取了各家優(yōu)長。桐城派文章分類以姚鼐《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為代表。姚鼐區(qū)分名實，根據(jù)名同實異及名異實同的文體名稱實際，將之分為十三類。改變了明代以來文體分類過于瑣細的缺陷，精當而切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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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則將所有文體分為著述、告語、記載三門，每門又細分各類，以簡馭繁，便于實用。姚永樸則結(jié)合了兩家的長處，采取了曾國藩的分門方法．但曾氏將贈序與序跋合，將箴銘、贊頌與詞賦合，與文章實際不相符合，因此姚永樸重新采納了姚鼐的文體細分方法。對于曾國藩納經(jīng)、史于文集當中，姚永樸采取了認同的態(tài)度，并相應地增添了典志一類。

另外，姚永樸又設(shè)詩歌一類，并認為“詩歌亦著述門之一類”，這不僅僅因為《文學研究法》是大學課程“文學研究的講義，因而需要顧及全面，而且在桐城派中也有先例可循，梅曾亮《古文辭略》就早已將詩歌納入古文的統(tǒng)系當中，“意在得文學之大全”。從文體分類來看，《文學研究法》也可謂是得桐城派之大全。

《文學研究法》進一步深化桐城派文章創(chuàng)作論，促進了創(chuàng)作論理論體系的完善。姚鼐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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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H' k& Q5 s; c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日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這種看法自劉大櫆字句、音節(jié)諸論而來，但是闡釋不夠，其理論有待深入。姚永樸有鑒于此，特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四篇，對此問題進行細致分析。在《神理》篇中，他指出“神”是超妙、脫化、難以言說的文章境界，而“事物之有條不紊者，皆謂之理”，兩者的區(qū)別在于“神必俟功候之足、興會之到，而后臻焉，非可以著力為之”，“若理則可以著力”。神妙神化的境界也并非玄虛難測．只要具有本原、工力，也可臻于此境。而理則“見于事、寓于物”，并非全指義理，積理雖然對于文章創(chuàng)作很重要，但是也要以意貫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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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p) Q! i8 s4 y( a《氣味》篇強調(diào)“文章無氣無以行之，無味無以永之，此二者之分也”。氣既指天地浩然之氣，也指作者的體氣和文章的氣勢，氣不盛文章則不工。關(guān)于“味”，姚永樸指出：“文章之有味，其本原有二：一在積理，一在閱事�！薄陡衤伞菲�突出了對文章體制的要求，“‘格’者導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此其分也”，此篇對于各類文章的風格要求作了詳盡的分析，并論述了單篇文章中謀篇、制局、立格的法則，對于忌俗、忌剽竊摹擬等文章戒律，姚永樸也作了詳細論述，并強調(diào)“文章不可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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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 z! l( O! K. Y《聲色》篇多著眼于文章的形式方面，姚永樸指出：“所謂聲者，就大小、短長、疾徐、剛?cè)帷⒏呦卵灾�；所謂色者，就清奇、濃淡言之，此其分也�！甭暸c聲調(diào)、聲律有關(guān)，姚永樸認為古文亦應當重視聲響，色則“所以助文之光采”，主要包括煉字、造句、隸事三方面。這些分析巨細無遺，纖悉備至，有力地推動了創(chuàng)作論的細化與深入。

《文學研究法》對風格論也有所發(fā)展。桐城派文章風格論以姚鼐的陰陽剛?cè)嵴f最為著名，其他則雖有所論列，但都屬于零星談及，缺乏系統(tǒng)性。姚永樸在《剛?cè)帷分�外，又撰《奇正》、《雅俗》與《繁簡》三篇，對桐城派文章風格論進行了整合。

8 }: w6 P) `3 M$ D$ F《奇正》篇分析了奇與正兩種文章風格，認為古今文人好奇，在于“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而且“為文章者，說平實之理，載庸常之行，最難制勝。必力去陳言，標新領(lǐng)異，然后為佳”。但是“奇”作為一種文章勝境并不是容易達到的，“此種文字雖極可喜，然非根本深、魄力厚，而以鷙悍之氣、噴薄之勢、恢詭之趣、倔強之筆、濃郁之辭、鏗鏘之調(diào)行之，必不能窺其奧窔。使初學而驟希乎此，其流弊可勝言乎?”

: V4 {$ V0 Y5 E而且“奇”當出于自然無意，不可造作，“諸子一有意為奇之故，文章日流險僻，而不能造于自然，勢將授人以口實”。因此文章當取法于《進學解》所說的“《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在“奇”與“正”間找到平衡點，“蓋奇而不法，險僻而已，非奇也；正而不葩，膚庸而已，非正也”。

《雅俗》篇則強調(diào)文章要分辨雅俗。這首先要求“績學”，學識豐富自然有助于“免俗”；其次要“洗心”，因為“雅”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胸懷與氣度，故而洗心飾志、脫棄勢利是文章“雅”的根基；此外“修詞之功，亦不可少”，因為雅與俗需要通過語言表現(xiàn)出來，強調(diào)文字修飾之功是從文章形式方面對“雅”提出的要求。但這些仍顯不夠，姚永樸認為：“但欲為佳文，又必待有好題目而后可�！币虼宋恼卤仨氂袨槎�作，依違庸世、敷衍成文，是肯定不能就雅去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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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F; K2 \- y9 P/ K《繁簡》篇討論文字風格的蕪雜與簡約。姚永樸指出：“古人之為文章，無分于繁簡也，惟得其宜而已�！闭J為文章的繁簡要根據(jù)不同情況而定。但是“自世之不善于文者，或義失之贅，或辭失之蕪，于是尚簡之說興焉”。姚永樸指出“簡”固然可貴，但“亦有過簡而文反不暢者”，因此“文章既因事體之大小，而有詳略之分；則篇幅或長或短，自不能不分求之”。這仍然強調(diào)了繁簡必須符合文體的要求與表達的需要。

《結(jié)論》一篇闡述了對“方法”應持有的態(tài)度，可看作是對所有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總結(jié)與超越。他認為為文“始必有人指示途轍，然后知所以用力，終必自己依所指示者而實行之，然后有得力處”，重視自行悟入與實行工夫，強調(diào)“方法”的引導作用，更強調(diào)對“方法”的脫化。這樣，文章理論才是與個人創(chuàng)作實踐密切相關(guān)的，也才是有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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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建樹來看，《文學研究法》的價值不在于提供更多的新鮮理論，它將桐城派各期重要文章觀點加以整合，并對零散的看法進行深入細化。姚永樸的努力增強了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系統(tǒng)性，其著作集派別理論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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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法《文心雕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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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法》作為文話著作，較有理論系統(tǒng)性，這與姚永樸有意識地取法《文心雕龍》有一定的聯(lián)系。其弟子張瑋曾指出此書“發(fā)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揭示了此書在結(jié)構(gòu)、體例方面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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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 t- Z1 @4 ~《文學研究法》共四卷二十五篇。卷一《起原》等六篇主要探討文章的根本性質(zhì)，相當于本體論；卷二《運會》、《著述》等六篇從總論與分述的角度闡釋文章體制特點，屬于文體論；卷三《性情》等六篇結(jié)合創(chuàng)作情況論述寫作的重點問題，約對應于創(chuàng)作論；卷四《剛?cè)帷返攘�篇主要分析文章風格，近于風格論；《結(jié)論》一篇是對全書的總結(jié)，對應于《文心雕龍》的《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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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這種結(jié)構(gòu)安排愜當全面，和《文心雕龍》分為總論、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批評論的體例很接近。在一些單篇的結(jié)構(gòu)方面，姚永樸對《文心雕龍》也頗有取法，如《門類》、《著述》、《告語》、《記載》論及各種文章體裁，先稱引古語進行文體界定，然后論述其體制特點，并標明代表作品，與《文心雕龍》中先定義后闡釋且“選文定篇”的文體論模式如出一轍。



. r* m2 J- E1 ~6 ^在具體內(nèi)容上，姚永樸也吸收了《文心雕龍》的見解�！哆\會》篇總論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發(fā)展狀況，晉宋以前則完全采用了《文心雕龍·時序》，其后部分則沿用類似《時序》的正史文苑傳序；在論及各代文章特點互有不同時，也采用了“時運交移，質(zhì)文代變”的觀點。

《性情》篇借鑒《文心雕龍·情采》，主張“為情造文”。姚永樸強調(diào)作品的個性特點，認為“既為文學家，必獨有資稟，獨有遭際，獨有時世，著之于辭，彼此必不能相似”，也就是《文心雕龍·體性》中“吐納英華，莫非情性”的見解。

《氣味》篇論述文氣，引用《文心雕龍·風骨》：強調(diào)剛健的風骨之力對于文章“意氣”的重要性。論述要善于養(yǎng)氣，不可耗損時，則汲取了《文心雕龍·養(yǎng)氣》的觀點，主張“清和其心，調(diào)暢其氣”。

3 \7 A8 f8 c" K$ v8 ]. _2 L# t《格律》篇闡發(fā)文章的體制特點，先征引《文心雕龍·定勢》，總論章表奏議、賦頌歌詩、符檄書移、史論序注、箴銘碑誄、連珠七辭的文體風格，然后分類論析，秉承了《詮賦》、《頌贊》、《銘箴》、《誄碑》、《哀吊》、《論說》、《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的論點。

在論述單篇文章謀篇布局的方法時，又采納《文心雕龍·附會》“附詞會義”的綱領(lǐng)�！堵暽�》篇論述聲調(diào)對于文章的意義，有取于《文心雕龍·聲律》中“聲有飛沉，響有雙疊”以及“和”、“韻”的觀點。探究文章形式技巧時，則借鑒了《煉字》中避詭異、省聯(lián)邊、權(quán)重出、調(diào)單復等方法和《麗辭》中戒不均與孤立兩種弊病之說。

, w" }* `: X3 X  D, |《奇正》篇借《文心雕龍·神思》闡釋了文人好奇的原因，又肯定了《定勢》的看法，主張“執(zhí)正以馭奇”，不能“逐奇而失正”�！斗焙啞穭t沿襲《镕裁》的觀點，主張“設(shè)情位體”，以內(nèi)容來規(guī)范文辭的繁與簡。《疵瑕》對應于《文心雕龍·指瑕》，主要談?wù)搫?chuàng)作的各種缺點，姚永樸結(jié)合《指瑕》與《事類》，論述了表達中文義失當、比擬不類以及名稱不倫等弊病。當然，姚永樸借鑒《文心雕龍》之處還有不少，從觀點的引述到理論的發(fā)揮，都可以看出《文心雕龍》不失為《文學研究法》的重要理論來源。

姚永樸有取于《文心雕龍》和此書的理論成就有關(guān)，《文心雕龍》體大慮精，是我國批評史上較早的一部重要文章學著作。它論述文章原理多能抉發(fā)本源，闡發(fā)透徹而周密，很多觀點帶有客觀規(guī)律總結(jié)性質(zhì)，有較高的適用性，這對于姚永樸總結(jié)桐城派文章論點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而且姚永樸既然有意于整合文派理論，就需要在理論體系上著力建構(gòu)，而《文心雕龍》結(jié)構(gòu)的嚴謹又恰好可資借鑒。

另外，桐城派論及《文心雕龍》的似乎并不太多，這可能與劉勰論文不廢駢儷，重視麗辭有關(guān)，因為這與正統(tǒng)的桐城派觀念是不符合的。而姚永樸重視《文心雕龍》的價值，并依照它的體例撰定了《文學研究法》，以其理論作為桐城派文章觀點的重要補充，更多地反映了桐城派在晚期兼容并蓄，吸收其他觀點來豐富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意圖，這也是《文學研究法》在理論整合方面的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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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X7 y( }6 W' m& D8 a三 桐城派與文選派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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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c  X# q4 M《文學研究法》是姚永樸在北京大學授課的講義，其時他與姚永概、馬其昶等桐城派晚期名家同主北大，聲勢頗為壯觀。1914年，黃侃受聘為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論文有取于六代，欣賞阮元推重的“文筆說”，尤深于《文選》之學，對桐城古文展開了激烈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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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回憶：“余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爭，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辯�；蛘Z季剛：呵斥桐城，非姚所懼；詆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于無形。”“論爭”以姚永樸等人離開北大而告終，“文選”派暫時占了上風。

黃侃批駁桐城派的論點在其《文心雕龍札記》中多有表現(xiàn)，而《文學研究法》則早于1914年就已成書，雖無法看到姚永樸對黃侃的應辯，但是仔細尋繹就會發(fā)現(xiàn)，《文學研究法》實際已經(jīng)考慮到黃侃所責難的相關(guān)問題這使得當時的“論爭”又多了一點新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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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在解釋《原道》篇時就有挑戰(zhàn)桐城派文章理論的意圖。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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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_; i$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數(shù)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為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圣人為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后世言文以載道者截然不同。

接下來，他又以韓非子與莊子的觀點，闡明“道”即自然。暫且不論這樣是否符合劉勰的原意，但以自然為道顯然是對桐城派重“義法”，釋“義理”的徹底否定。而姚永樸對一味以文章闡釋性理的弊端實際也有覺察，他在《范圍》篇指出文學家“異于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講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顯之在倫常日用，其學以德行為主。而不甚措意于詞章”。這顯然是已經(jīng)意識到文章自身的特點．不能與性理混為一談。

" ?$ y+ l% f" r* P1 P黃侃還抨擊了“陰陽剛?cè)帷闭f，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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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t, U2 j0 q9 b' Z7 z: B( U取往世之文，分其條品，日：此陽也，彼陰也，此純剛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眾人和之。噫！自文術(shù)之衰，窾言文勢者，何其紛紛耶！

而姚永樸對這個問題其實也是較為通達的，《剛?cè)帷菲�指出：“蓋陽剛、陰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必剛?cè)嵯噱e而后為文，故陽剛之文，亦具陰柔之美，特不勝其陽剛之致而已，陰柔亦然。止可偏勝，而不可以絕無�！睆乃囆g(shù)風格的角度將文章區(qū)分為陽剛與陰柔兩種類型，是符合藝術(shù)規(guī)律的，因此桐城派提倡并不為過。黃侃的真實意圖也不在于此，結(jié)合下文可知他反對的是以定勢來約束文章創(chuàng)作，因為勢是“無定”的，“體勢相須而已”，這與桐城派重“法”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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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 G* W% V: f  j0 g姚永樸對此也有論述，體現(xiàn)在《性情》篇中。他認為“文章必根乎性情”。這是對固定的“法”的突破；他又指出：“摹擬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脫化者，所以見一己之性情也�！比绻�有志于成一家言，就應當“即古人之法度，以寫一己之性情”。各人的性情互不相同，文章以抒寫性情為根本，就必然會超脫固定的法與勢，在這一點上，姚永樸與黃侃沒有本質(zhì)的歧異。而且黃侃本人也是很重視“法”的，他強調(diào)“文固貴出于己，然亦必求合于古人之法”，可以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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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 ~1 _# f  i黃侃又對桐城派嚴于文質(zhì)之分、不取駢文不滿。他認為：“或者因彥和之言，遂謂南國之文，大抵侈艷居多，宜從屏棄，而別求所謂古者，此亦失當之論。蓋侈艷誠不可宗，而文采則不宜去；清真固可為范，而樸陋則不足多。”而且“近世褊隘者流，競稱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類多譏誚，其所稱述，至于晉宋而止”，這無疑屬于一偏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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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C9 R" S! G其實姚永樸對于駢文也有容納的態(tài)度，《文學研究法》取法于以駢體撰就的《文心雕龍》就是很好的說明，《派別》篇贊同李兆洛《駢體文鈔序論》駢散各不偏廢的看法，又認為“用奇與用偶，其流異，其源同，彼此訾警，亦屬寡味”，可見并不全然排斥駢體，《聲色》篇論述辭采有助于文章，也不廢棄文采。

黃侃還攻擊桐城派拘守派別之見，認為劉勰“齷齪于偏解，矜激于一致”之評論“為時人而發(fā)，后世有人高談宗派。壟斷文林，據(jù)其私心以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則是，不合則非”。這一點其實正是姚永樸極力要避免的，他本人“不以桐城張門戶”，論述文章更力祛派別之說�！杜蓜e》篇指出：“茍知其是與當，尚何派別之可言�！笨梢娝�的根本態(tài)度。

3 C+ p. q0 e6 u姚永樸對于桐城文章之蔽有清醒的認識，表示“桐城之文，末流亦失之單弱”，但是“大抵方、姚諸家論文諸語，無非本之前賢，固未嘗標幟以自異也”，并通過徵引王先謙的論述來表明，“宗派之說，起于鄉(xiāng)曲競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jù)以自便，有所作弗協(xié)于軌，乃謂吾文有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為二派，貽誤后來，吾為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歟！”顯然姚永樸是沒有派別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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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黃侃所指責的桐城派理論諸多弊端，姚永樸其實早就已經(jīng)意識到并在《文學研究法》中作了相應的解釋與補充，因此當日的“論爭”頗有些意氣用事的味道，而姚永樸拒不應戰(zhàn)卻有理論方面的充足理由，這更表明姚永樸彌綸群言，力求通過整合桐城派不同時期的文章理論來達到完善與提高的目的，《文學研究法》作為桐城派文章理論的總結(jié)之作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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