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正宗姚鼐

遠方的她

　　曾國藩在其《歐陽生文集序》、《致吳敏樹書》中，曾這樣評價姚鼐的文章：“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固當為百年正宗”。作為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二十一世紀的我輩仍與當年曾公有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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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0 `% R+ L( ?! g! i　　官宦之家從容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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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C# E8 i" h1 S0 E5 r　　姚鼐(1732-1815)，安姬傳，號夢谷，因其書齋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他出生于桐城南門的一個書香人家，也是一個官宦世家。幼承家教，從小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yǎng)。其祖先姚旭為明云南布政司右參政、姚之蘭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高祖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士，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進士及第后為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時，家庭已衰落，但他那從小即矢志“仰承先祖之盛德”的志向，激勵著他要為光耀門庭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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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后來居上待子耳”。他同當時的許多讀書人一樣，走的是科舉進仕的道路。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歲考中舉人后，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終于進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館改任兵部主事，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后任山東、湖南鄉(xiāng)試副考官，恩科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薦入四庫全書館充纂修官。次年夏秋間即辭職，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人生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說：“古之君子，仕非茍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于時，其道可濟于眾”，否則，不如“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在咎已爾”。他的這種人生志向，顯然跟他“仰承先祖之盛德”血脈相連。

　　姚鼐嘉慶二十年(1815)85歲逝世，但他卻在44歲正值壯年春風得意時，毅然辭官，且婉拒當御史之職。綜觀其一生，僅八年的仕宦生涯，而讀書、教書、著書，則是他畢生的主要活動。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慶二十年(1815)逝世，近四十年間，他先后任楊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寧鐘山書院主講，精心培養(yǎng)了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等一大批弟子，梅、管、方、姚(劉開)世稱“姚門四杰”(今有論者稱為“五杰” )，即自此孕育誕生，脫穎而出。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論指導教學實踐使“桐城家法”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繼戴名世、方苞、劉大櫆之后顯赫于文壇的桐城派宗師。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軒詩文集》、《惜抱尺牘》、《九經說》、《春秋三傳補注》、《國語補注》、《老子章義》、《莊子章義》、《惜抱軒書錄》、《法帖題跋》，選編《古文辭類纂》、《五七言今體詩鈔》、《唐人絕句詩鈔》，評點《易經》、《左傳》、《大戴禮》、《九經》、《揚言法言》、《漢書》、《文選》、《山谷全集》、王漁洋的《古詩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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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q& f4 k5 c# j　　學人之路兼長相濟

1 C  R) d) a; X; n+ e, J1 G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在談到姚鼐、桐城派時有這樣一句斷語：“他們的思想基本上是和統(tǒng)治者一鼻孔出氣�！边@也是一個時期甚至是當今部分人，對姚鼐等桐城派作家的評價。我們認為，這部權威性的文學史，對桐城派的評價是不公正的，經不起客觀實際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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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 H: j9 z+ N  R8 T　　誠然，姚鼐的政治思想不能說完全沒有“和統(tǒng)治者一鼻孔出氣”的一面，然他畢竟是個有獨立思想的狷潔自好的文人。他正是不愿和統(tǒng)治者“一鼻孔出氣”，才中年主動辭官，實現其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擇。他不可能選擇與統(tǒng)治者堅決對抗的道路，而只能選擇走書院學人的道路。通過書院講學，培養(yǎng)人才，繼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才是姚鼐政治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基本一面，也是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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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5 `, Y" m  C! @. I/ l' S9 Q) Y　　對于姚鼐中年辭官的原因，歷來有種種說法。他自己一再聲稱是“以疾歸”，翁方綱說他“以養(yǎng)親去”，姚瑩說是因推薦他當御史的相國劉統(tǒng)勛突然逝世“乃決意去，遂乞養(yǎng)歸里”，《桐城續(xù)修縣志》說由于他充四庫全書編纂官，在學術上與同僚有分歧，“與時不合，遂乞病歸”。如此這般的說法，于客觀上為姚鼐掩蓋了其在政治思想上與當權的封建統(tǒng)治者存在著的難以調和的矛盾的實質，起到了輿論上保護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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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姚鼐與封建統(tǒng)治者之間，存在著哪些難以調和的矛盾呢？

) O1 i7 Y) c) C) u! a　　首先，從小受到良好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薰陶的姚鼐，寬善為懷，故在入仕后堅持主張實行仁政。他認為“得國容有之，天下必以仁”，似秦那樣暴虐，且“有甚于秦”的嚴刑峻法的清王朝，必然自取滅亡。他的仁政理想與封建統(tǒng)治者的暴虐統(tǒng)治的現實，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而又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現實，那就只有憤而辭官。第二，他認為做官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可濟于眾”的人生志向，而封建統(tǒng)治者背離“古之道”，糟蹋人才、不能人盡其才。他在《袁隨園君墓名志銘并序》中寫道：“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為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接著寫袁枚(隨園)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為文辭歌詩”。姚鼐中年辭官，其原因可謂與袁牧同出一轍，都同樣是出于政治黑暗、扼殺人才的封建統(tǒng)治者所迫。第三，姚鼐對清王朝官吏的污濁骯臟和民眾處于黑暗深淵的現實，極度悲憤。他在《張逸園家傳》中揭露道：“時甘肅官相習偽為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為當然�！彼埔ω具@類清介好義之士，豈能與其同流合污？托病乞歸，不失為一種避離污染之法。再說，他既與當權者政見不合，對現實不滿，但又懾于清王朝的法網森嚴，大獄頻興，而“露才傷軀”的教訓又歷歷在目，那就不得不以辭官來避免慘遭政治迫害。鄉(xiāng)先賢戴名世因文字獄被殺，方苞也曾淪為死囚，一直令姚鼐心有余悸。鑒于歷史和現實的教訓，他也不得不選擇“避世深山居”的生活道路。第四，姚鼐適文不適官的個性，及其在學術上與漢學嚴重分歧，是他辭去四庫館職的直接原因。姚鼐是堅持宋學者，而時任總纂修官的紀昀卻是漢學家，四庫館竟成了漢學家的大本營。姚常受到“掊擊訕笑”，憤而辭職，自在情理之中。但這只是他辭去四庫館職的直接原因，而辭官引退的主要原因，是如前所述，即由于他的人生理想與社會現實政治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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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w+ z0 s' r5 k8 A! Q　　姚鼐棄官從文，意在“以君子之志”寫“君子之文”，對于宋學、漢學的態(tài)度，是相當明智公正的，他倡導“總古今之論，擇善用之”。這主要表現在既尊崇程朱理學，又反對“守一家之偏”；打著程朱的旗號，其作品卻有別程朱；既不滿漢學，又欲拜戴震為師；主張“兼長為貴”，“兼收為善”；強調“久則必變”，“有所變而后大”；竭力求“實”，“思效于實用”。后者是他治學、修史或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原則。他的學術思想所具有的“兼”、“變”、“實”三個特點，反映了社會發(fā)展的時代要求，確實起到了“取其長，濟其偏，止其蔽”的作用。姚鼐的兼為長、為善的學術思想，包容并吸取了包括漢學在內的儒、釋、道各家的長處，有助于全面繼承文學遺產，充分體現了清代集我國封建社會學術文化之大成的時代特色。他主張的“變”，雖不屬于根本性的社會政治改革，但對社會和文學事業(yè)的不斷變化發(fā)展，顯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他的求“實”，具有正視社會現實，積極推動社會向前發(fā)展的歷史進步意義，與當時戴震等人的進步思潮相互響應。因此，我們在批判姚鼐思想上的保守性的同時，還必須看到他學術思想上的時代性、復雜性和進步的主導方面。

　　論文精密集成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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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b: X8 N2 ?, W+ Z1 s　　在對桐城派的評論上，學術界常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來贊譽它在文學理論上的卓越成就，這也是桐城派對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重大貢獻。姚鼐作為桐城派開山“四祖”的最后一位，其對歷代文論的承繼、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總結，殫精竭慮，集其大成，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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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5 i" s, o# J6 F4 M  \　　一、“道與藝合，天與人一”，是姚鼐論文的基本見解。他否認程頤、朱熹、錢大昕等的“作文害道”、“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之也”的說法及其主張。他認為“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

6 U- P. D& k) |5 V" {+ _　　姚鼐這些論斷的內涵和貢獻在于：首先，他不是把“道”與“文”對立起來，而是把“文”歸結為“藝也”，這就肯定其具有藝術的獨立品格和自身價值，捍衛(wèi)了文學的獨立地位。同時他也不同于方苞專指散體古文的見解論文，而是以純文學的見解論文，故其義可兼通于詩，是符合文學創(chuàng)作這個事物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其次，他所說的“道”，并不限于孔孟之道或程朱理學，更為重要的是指天下萬物本身的客觀規(guī)律。姚鼐說：“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薄把远�成節(jié)，合乎天地自然之節(jié)，則言貴矣�！笨梢娝�認為“文章之原”，“文章之美”，都要取決于它對客觀自然規(guī)律的真實反映。這就接近于近代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統(tǒng)治思想的牢籠，寫出一些具有客觀真實美感的好作品來。他對“道”與“藝”的關系之辯證論述，既肯定了“道”對“藝”的主導作用，又突出了“藝”對“道”的相對獨立性和積極作用。他既強調“文章之源”的客觀性，又十分重視作家的主體性，而此“兩性”的結合，即：“道與藝合，人與天一”，都是離不開以客觀的社會生活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泉這一根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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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K* e9 |4 Z' b) m  q9 [　　二、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兼長”、“相濟”說，是姚鼐文論的核心論。他所謂的“義理”，指的是立言之旨，即文章的思想觀點，當然指儒家的經義，尤其是程、朱理學；所謂“考證”，就是要求材料確鑿，實事求是；所謂“文章”，就是要求研究行文的字句和章法，力求將文章寫得明白暢達，富于韻味。這種“三合一”的理論，較全面地概括了文章的各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肯定了文章藝術技巧的重要，不同于道學家“作文害道”的主張；另一方面則矯正了漢學家獨以考核為重的偏頗，體現了姚氏理論的全面公允。這對革除當時“蕪雜俚近”語錄體和“繁碎繳繞”的箋注式文風，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即連當時反對桐城派的人，亦不能不予以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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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為什么要如此強調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長”、“相濟”呢？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權威性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是與清中葉的統(tǒng)治思想適應的，……是要使傳統(tǒng)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敝敝�80年代仍有如此主觀臆斷的評論。我們仔細研讀姚氏關于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濟”，“兼長為貴”，“兼收為善”等論述后，即不難發(fā)現姚氏之所以提出“三合一”主張，是為了克服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種種弊端，從而使文學創(chuàng)作達到“文之至美”的境界。硬把一個文學家對文學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認知，與封建政治混為一談，揪辮子，打棍子，戴帽子，儼然一副“文革模式”，顯然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基本原則。我們說，以政治批判代替文學評價來對待姚氏“三合一”主張，不僅不能對姚鼐及對整個桐城派作出正確評價，而且勢必影響到對整個古典文學的研究，乃至對整個民族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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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v$ v; Q6 z　　三、“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說，是姚鼐文論中的藝術特征論，即“八字訣”。它是古文創(chuàng)作諸要素的客觀要求，具有較強烈的客觀性和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精神�！吧瘛�，既指作家的主觀精神，更是指對客觀事物本質的描寫，要達到傳神入化的境界�！袄怼保�是指文理、脈理，即行文的客觀真實性和內在邏輯性�！皻狻保�指文章的氣勢�！拔丁保�指文章的風味、韻味、含蓄有味。“格”，是指各種不同文體的體裁、格局，如序跋、詔令、碑志、雜記、辭賦、哀祭等等�！奥伞保�指行文結構的具體規(guī)律、法則�！奥暋敝肝恼乱粽{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吧�”，指文章的辭藻、文采，“文章之精妙，不出于字句的聲色之間”，平淡、自然，是文章最佳的色彩。

1 I0 L' S, J+ q$ [1 Q* ~+ }0 @; {　　四、陽剛、陰柔說，是姚鼐文論中的藝術風格論。對剛柔兩種文學風格的論述，淵源久遠。姚鼐既繼承了前人的這一系列論述，又將陰陽剛柔的文學風格論闡述得更為明確而全面，具體而透徹，作出了重大發(fā)展和突出貢獻。他最早提出“文章之美”在“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或“得于陽與剛之美”，或“得于陰與柔之美”。他對剛柔關系作了頗為辯證的闡述，首先肯定“陰陽剛柔，并行而不容偏廢”，繼而強調“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yōu)于其間”。他認為因時代不同、作者不同、題材和體裁不同，故使風格異彩紛呈，各具特色；他認為風格之美，歸根結底是“本乎天地”，得之于陰陽剛柔的“天地之道”，即客觀世界的自然規(guī)律。他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境界是：“道與藝合，天人合一”，也就是要求人的主觀世界能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作家的天賦才能與主觀的努力相統(tǒng)一。這種看法，跟近代現實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應該說基本上是不謀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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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姚鼐的文學理論具有集大成的特色。它有相當完整的體系性和周密的理論性，不只是對戴名世、方苞、劉大櫆等桐城派文論的繼承和發(fā)展，也是對整個中國古代文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的總結。在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為了廣泛傳揚其文論，以義法為宗選編《古文辭類纂》，計71卷，且在四十余年的教學生涯中“無一日不講此書，無一日不修訂此書”，以致此書成了姚門數百弟子為文的范本，又經其弟子之弟子或膺服、私淑者的更為廣泛深入的傳播，遂形成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趨之若騖，古文能以桐城地域名派當在情理之中。曾國藩在其《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后，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庇谑牵�早有“桐城家法”之實的“桐城派”自此有了正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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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樅陽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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