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與朱書的情懷

林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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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與朱書的情懷

若水廬

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暮春,英姿勃發(fā)的桐城秀才戴名世從安慶乘船沿江而下，趕赴南京參加甲子科鄉(xiāng)試，和煦的暖風將一葉孤舟從宜城一直吹送到繁昌城外的舊縣港口。四月的江南，已是麥秋時節(jié)，春寒剛去，雖見柳枝添綠，野鶩試水，但蘆荻依然枯殘。薄暮時分，有幾只小船停泊在舊縣江邊。此時，戴名世佇立船頭,極目遠眺，但見縹緲臺俯臨大江，與古濡須津口遙遙相顧，揚子江面白帆點點，岸邊的老樹梢杪上棲息著幾只倦鳥,遠處的嶂岫漸漸吞沒了如血的殘陽。他吩咐船夫系好纜繩，正欲下船，驀然看到早有兩個書生翩然攜手立于江岸。一書生聞戴名世與船夫敘話，便主動上前寒喧。于是中國清初的兩位文化名人——桐城戴田有（名世）與宿松朱字綠（書），便戲劇性地會面于“江皋孤艇”之邊、“荒煙落日”之下。

事后，戴名世作《送朱字綠序》，以說部體記錄了他與宿松才子朱書這次會面的場景, 他飽蘸濃墨寫道: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立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縣人乎？”余曰“是也�！币簧�曰:“桐有某秀才, 子豈嘗識之?” 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庇嘣唬骸白阆录宜匏桑�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庇嘣弧按餍悴�，即我也�！币蛳嘁曇恍�。至余舟中，各道平生，則皆大喜過望·····。

朱書也寫了一首情真意切的七古《舊縣遇桐城宋潛書述學憲劉木齋先生相知之意感作》，定格了此次他與戴名世邂逅的那一幕：

赭圻城西江接天，停橈系棹舟相聯(lián)。

偶上江干步斜日，忽驚鄉(xiāng)語何翩翩。

拱手致詞一借問，云是皖桐家相近。

初試冠軍同聯(lián)鑣，瑯玡先生親授訓。

·····

原來，同為安慶府籍的戴、朱兩才子，受知、拔擢于同一恩師，他就是山東諸城人安慶府學憲劉木齋，單名果。戴名世在未舉之前，其文名早已遠播江淮之間，尤其是深得學憲劉果的青睞；同時，朱書的文章也早為劉果所垂青，常常篤念不忘其名。戴名世在拜謁學憲時曾不止一次聽到他對朱書的褒獎。對于恩師的獎掖，朱書深為感激，他懷著景仰的心情在詩中寫道：

雕蟲區(qū)區(qū)何足數(shù)，駑駘乃受九方知。

泰山之高萬余尺，先生可望不可即。

戴名世曾深情地說：自我在學憲府中聽說字綠的姓名并見其文章，至今已四、五年了，始終縈懷于心，以未能一晤為恨，字綠對于我也是這樣。朱書在他的《南山集序》中也寫道:

“余與戴君田有名世皆生霍山(天柱)之麓，東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遙，皆迂拙無用于時，而自力于古文，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后世，則皆有其志�！笨梢妰扇酥救は嗤�，且互為傾慕，神交已久了。

兩位新友在他鄉(xiāng)相遇, 歡然定交, 從此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他們在疲于應對科舉場屋做好時文的同時，還致力于古文創(chuàng)作，為桐城文派的創(chuàng)立充當了先驅，他們上承韓柳歸，下啟方劉姚，實為綿延三百余年之桐城派散文長河的濫觴。朱書曾謙虛的說：對于古文，看來我的才力薄弱，雖然作了一些，但無大的成就，田有他少年即出語輒工，所為古文標榜天下�；�于他對戴氏文章的推崇和深厚的友誼，在戴名世《南山集》付梓時，欣然為其文集作序：

夫岱之靈發(fā)于圣門，嵩之靈發(fā)于甫、申，華之靈發(fā)于楊震、郭子儀之屬，而霍卒無所洩。在人方以秩祀之不至而疑霍山之窮，在霍山正以不辱于世之三公而有以自樂，而余與田有乃適生其間。余不足道也，田有亦不知果能當霍山之靈與否？然而其文之足以不朽，則余固知其與霍山同永無疑也。

戴名世對朱書更是稱許有加：

字綠之才氣，橫絕一世，其奇?zhèn)ゲ┍嬷�作，視余不啻倍蓰過之�！ぁぁぁぁそ竦米志G巋然杰起，即余亦可以輟筆。

更有甚者，戴名世在那篇名垂千古的《杜溪稿序》中稱朱書為“百世之人”。他說：世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所謂百世之人者，生于百世之后，而置身在百世之前�！ぁぁぁぁぷ詧蛩粗两穹踩�千余年，而吾之身已三千余年而存矣。而吾所著之書傳于后世，而后世之人讀吾之書，如吾之謦欬乎其側，是則吾之身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

這是戴氏的遠抱。然而，他自以為不能成百世之人，只有他的執(zhí)友朱書才能擔得起這一稱號：以余之幽憂多疾，精力漸衰，回首曩日著書之志，已自廢棄，所謂百世之人已屬之字綠，而余之與朝菌蟪蛄相去幾何?

戴、朱二人以文會友，以文結交，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中，詩文唱和，各抒高懷，互為砥礪，卑己而尊友，虛懷若谷，一派謙謙君子風度。他們和天下千萬個讀書人一樣，希望一舉成名天下皆知，做得一手絕妙時文，為天下士子所摹仿。但他們又都厭倦時文，痛恨時文，視時文為害人的毒蠱。他們寫下的大量古文才是人世間最好的文章，因為那些文章內容最為真切，最能直抒胸臆，一任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去馳騁發(fā)揚。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身處天柱山南北的一雙才俊以伯牙子期之情懷，相知相勉，交誼篤深，展現(xiàn)出讓后人景仰的君子風范。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朱書以會試四十四名、殿試二甲四十名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旋授翰林院編修，纂修《佩文韻府》。六年后，五十七歲的戴名世以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中式，旋授翰林院編修。朱書先于戴名世中式，在京師聲譽赫然公卿間。等到戴氏金榜題名后不久，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發(fā)，而朱書早已在四年前困積勞成疾而英年早逝了。戴案中，朱書因為《南山集》作序而受株連，所幸“已病故，無庸議�！敝鞎�病歿的第六個年頭，戴名世也含恨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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