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傳播

一滴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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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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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姚門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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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憂國何關在位卑

                 --姚瑩

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又號展和，晚年還以其書齋“十幸齋”為號，自稱幸翁，清桐城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1838年，奉特旨調任為臺灣道，與總兵達洪阿一起率領軍民多次打退侵略臺灣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保衛(wèi)祖國寶島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他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堅決抵抗外國入侵的愛國官員，而且還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主張開眼看世界的愛國思想家，其宏富的著作中，有許多關于臺灣和西藏的詳細材料，并以獨到的眼光，看待臺灣和西藏問題。即使是新世紀到來的今天，姚瑩的諸多見解、警示和實踐，仍有其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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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殖民者企圖強占臺灣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 姚瑩堅決主張禁絕鴉片，抵抗外國侵略，是最積極的主戰(zhàn)者之一。他任臺灣兵備道后，根據(jù)多年對外國情況的了解，深深感到中英戰(zhàn)爭不可避免，臺灣孤懸海外，防衛(wèi)空虛，必須認真籌備戰(zhàn)守，即領導全島軍民修治防御工事，添置槍炮彈藥，“枕戈籌餉，練勇設防”，并“與總兵達洪阿預為戰(zhàn)守計”。居安思危，備而無患，這就為以后贏得反侵略戰(zhàn)爭的勝利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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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7月16日，英國一艘雙桅船侵入臺灣鹿耳門外海面。姚瑩立即派水師趕赴鹿耳門外加強防守，在命令北路廳縣軍民進行防堵的同時，又令江奕喜埋伏兵相機打擊來敵。次日，姚瑩下令發(fā)炮轟擊入侵英船，英軍見我防范嚴密，不敢應戰(zhàn)，狼狽逃竄。首戰(zhàn)告捷，大大鼓舞了臺灣軍民守島的決心和斗志。

1941年7月，英國3艘3桅船再次侵犯臺灣，又被島上軍民擊退。同年9月30日，英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重炮轟擊我二沙灣炮臺及兵房。島上守軍毫不示弱， 以更大的火力狠狠還擊，英國兵艦受重創(chuàng)，慌逃中觸礁沉沒。臺灣軍民在姚瑩的指揮下，駕駛小舟，乘勝追擊，當場打死英軍30余名，俘獲133名。10月19日， 英艦卷土重來，在重炮的掩護下采用集團沖鋒的方式，強行登上基隆，闖入港內向我守軍陣地猛撲，姚瑩一聲令下，開炮還擊，將登陸的英兵統(tǒng)統(tǒng)殲滅，給英殖民者以巨大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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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11日，阿安號英艦載重兵瘋狂猛攻臺灣大安港。英軍來勢洶洶，銳不可擋，硬拼難以取勝，姚瑩對達洪阿說：“此未可與海上爭鋒，必以計殲之�！倍�人經過認真的磋商，決定采取誘英艦擱淺、設計殲擒的智謀，于是招募一漁民扮成奸細，佯稱投靠英軍。漁民經過偽裝到達英艦時，英軍大喜，命其作向導帶路。當漁民將英國兵艦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時，英艦“擱淺中流，姚瑩按計劃率軍展開強大攻勢，破英兵，落水死者無算，其竄入漁舟者擊斬殆盡”。共殲滅來敵近百名，俘獲49名，繳獲大炮13門。這次大捷后英軍不敢輕犯臺灣，“挫敗英夷，英夷憚之，不敢近。故連年浙粵江南皆喪地失守，而臺灣獨完�！币Μ撛谂_灣的杰出表現(xiàn)，震撼了全國，清道光皇帝“詔嘉獎，加二品銜，予云騎尉世職”。

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姚瑩率領臺灣軍民奮勇抗擊英國殖民者，未打過一次敗仗，未失過一寸土地，英勇地守衛(wèi)著“孤懸海外”的祖國寶島臺灣，這在當時來說，確實是一個奇跡。姚瑩以實際行動維護了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尊嚴，在中國近代反抗外敵入侵史上寫下了光照千古的輝煌篇章，并將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思想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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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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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一方面堅決抗擊來敵侵略，一方面又同國內投降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痛斥耆英、伊里布等投降派為“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為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而對林則徐、陳化成等愛國將領則贊不絕口，推崇備至。在對待愛國與賣國、抵抗與投降的問題上，姚瑩態(tài)度十分明確，立場非常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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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8月， 英軍相繼攻陷福建廈門、浙江定海，繼而北上天津，進犯白河，京城大震，清政府極度驚慌。投降派乘機散布流言蜚語，中傷抵抗派，進行賣國活動。琦善以對林則徐、鄧廷楨等“重治其罪”為條件，換取英侵略者折回南方；同時又在“節(jié)糜費”的借口下，撤除沿海防務，遣散鄉(xiāng)勇，以討好侵略者。對于臺灣，投降派不但要撤防，連以往籌備戰(zhàn)守的經費也不予開銷。面對投降派的倒行逆施，姚瑩無比憤怒，對其行為進行了強有力的抨擊：“論者每謂寧波之失，由裕督帥之剝皮逞忿；廈門之失，由陳守備之箭射夷酋，恐非衷論也。當日舟山之初失，孰為啟之？近時上海之警，又孰仇之？彼茍有所欲，則竟至耳。”真可謂是陳辭慷慨，一語中的。與此同時，多次上書督撫，指出臺灣孤懸海外，防務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可撤防；一切軍事防御費用應照舊撥給。 由于姚瑩極力堅持，臺灣撤防之議，才未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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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8月，英軍再犯閩浙， 廈門鼓浪嶼失守。新任閩浙總督怡良，懾于敵方的炮火，授意下屬沈某致書姚瑩， 要他將全部英俘由臺灣解往內地，送還英方。姚瑩閱后，大為氣憤，復信指出：現(xiàn)在送還戰(zhàn)俘，乃是一種向英示弱的怯懦表現(xiàn)，“兩軍對壘，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他拒絕了投降派怡良的無恥要求，使戰(zhàn)俘內渡未能得逞，大長了中國軍民的志氣。

鴉片戰(zhàn)爭以清政府妥協(xié)投降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姚瑩這位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有功之臣，也因此遭到了中外反動勢力的迫害。英人誣告姚瑩“冒功貪賞”，謊稱在臺灣被擊毀的英國船只都是遭臺風襲擊失事的非武裝的商船，從未有過什么臺軍反擊獲勝之事，姚瑩等人系謊報軍情，騙取朝廷的信任，要求清政府治罪，投降派為討好洋人，全然不顧事實，一味迎合侵略者的謊言，屈從侵略者的意志，以“冒功欺罔”之罪名，將姚瑩革職解京問罪。姚瑩事后曾這樣回憶道：“當此之時，夷為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鎮(zhèn)、道身為大臣，斷無嘵嘵申辯之理，自當委曲以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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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在致友人的信中沉痛地說，在臺灣苦心經營數(shù)載，置個人安危于不顧，保疆土安黎民，打敗了英殖民者的侵略，到頭來自己反而成了被告，敵人成了原告。清廷制造冤獄、打擊賢良的暴行，在當時知識分子群中引起了反響，朝野上下為之震驚。姚瑩離開臺灣時，軍民夾道跪拜二十余里。許多有識志士深表不滿，四處奔走呼號，為姚瑩鳴冤伸屈，對清政府制造冤獄提出強烈抗議。 1843年7月，押送姚瑩入都的囚車途經淮上，文學家張際亮毅然抱病扶囚車，為其伸冤，踏上了兇多吉少的北上艱途，上演了一幕充滿悲劇、極其感人的活劇，是當時愛國知識分子赤誠報國的寫照。在押期間，姚瑩并未屈服，對投降派非常蔑視和憎恨，表現(xiàn)了大義凜然的氣節(jié)。當投降派怡良要他和俘虜?shù)挠⑷藢�質時，他嚴詞拒絕地說：“鎮(zhèn)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1844年，姚瑩獲釋后，被貶謫四川、西藏等地。姚瑩雖然一貶再降，但忠貞之心仍未改變�！疤茸妨�、鄧二公，相聚西城，亦不寂寞�；蚩沙讼緸^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不美哉？”。這是他被貶往西藏之后所說的話， 充分表現(xiàn)出一個心胸寬廣、心憂國家的書生所獨秉的精神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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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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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是清散文家、翰林院編修姚范的曾孫，又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的侄孫和受業(yè)者，他在《與張阮林論家學書》中說：“仆承家業(yè)，治經史，為詩古文之學三世矣�！毙熳榆摺墩a授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姚公墓志銘》載：“少學于其從祖姬傳先生，與其鄉(xiāng)方植之、劉太學孟涂友善�！奔覍W淵源，加之敏而好學，使姚瑩成為桐城派的嫡傳弟子和中堅人物，與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并稱為姚鼐的四大弟子，為桐城古文八大家之一。他繼承、發(fā)揚了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的文論主張，竭力“倡明道義，維持雅正”。強調文章貴在“神氣”，注意格、律、聲、色，主張“文貴沉郁頓挫”，提倡將沉郁頓挫與清雅秀潔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綺巧而宏蔚的美學境界。所作散文剛健雄直，長于議論，指陳時事，慷慨深切；記敘文、傳記文，敘事清楚，感情豐富�！洞珀巺蹭洝�、《東溟文集》等著作，均以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為重，有感而發(fā)，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宗教、天文、地理諸方面，博而不雜，中心突出，篤實有力，文采斐然，足稱“載道”之文。文中所表達的政治見解，皆有獨到之處，表現(xiàn)出“義有所不安，命有所當受”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及獻身國家民族的可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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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在文學上的成就，時人多有評價。方東樹稱贊他：“其學體用兼?zhèn)�，不為空談；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茍其形貌之似。其齒少于余，而其才識與學之勝余，相去之遠，中間恒若可容數(shù)十百人者�！币虼怂�在桐城派中享有崇高地位。方宗誠說：“植之先生同時友，才最大者，惟姚石甫先生。雖親灸惜抱，而亦能自出機杼，洞達世務，長于經濟�！薄巴┏侵�文，……自石甫先生后，學者多務為經濟之學，”即把文學創(chuàng)作與濟世救民結合起來，代表文學發(fā)展方向，符合時代需要，從而把桐城派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發(fā)展道路。他論詩反對一味摹擬古人旨趣，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并不在“聲音文字之工”，只有心中有所蓄不得不發(fā)時，才能寫出好詩，才能“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他的《后湘詩集》中收有《論詩絕句》60首，系統(tǒng)地論述了從建安文壇領袖人物曹丕（187--226）到清著名詩人王士禎（1634--1711）等我國詩歌史上重要人物的詩作思潮，即用詩的體裁寫了一部中國詩歌的批評史。文中的一些思想，對針砭時弊，倡導正確詩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勤于觀察，善于思考，潛心著文，作品相當豐富，輯為《中復堂全集》13種98卷。 姚瑩以強烈的愛國思想及實踐，保家衛(wèi)國，震撼神州；以賅博的學識、精深的思想、清正的晶操，處世為人，享譽中華；得到了世人的欽佩和敬仰。張際亮曾稱：“余足跡遍天下，游處率當世豪士，然僅得近古豪杰一人，其惟桐城姚侯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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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是文學家，但他很重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習，尤致力于地理考察和各地民情風俗的調查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除詩文、雜著、奏稿外，還有三十多卷是關于地理方面的論著。

茲略舉如下： 《東槎紀略》5卷，是姚瑩任職臺灣期間的實地考察之作。書中記載了臺北地區(qū)、噶瑪蘭（今臺灣東北宜蘭平原）以及浦里社（今臺灣彰化東南）等地的歷史、地理情況，特別詳細記載了噶瑪蘭濁水大溪以北的“西勢社番"20社（村）的山川形勢、道里人口、生產生活，以及噶瑪蘭沿邊隘地19所的情況，這些，至今仍是研究臺灣地理和高I山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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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小錄》8卷，是姚瑩被罷臺灣道后，謫居蓬州（今西昌）時所撰。記述當時蒙古各盟旗、庫倫、卡倫形勢， 警示人們要注意北方的邊防。又有《新疆兩路形勢》2卷， 論述我國西北邊疆的地理形勢。書中的許多觀點在現(xiàn)在看來依然不乏真知灼見。

《康·紀行》10卷，是姚瑩在地理學上的最大成就，是他貶官四川后，奉命前往乍雅（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寧靜山以東地區(qū)）、察木多（今西藏昌都縣）處理當?shù)睾魣D克圖（清政府授予喇嘛教大活佛的封號）之間爭權斗爭的沿途見聞實錄。姚瑩在該書自序中寫道：“《康·紀行》 者，道光甲辰、乙已、丙午（1844年一1846年）間， 瑩至蜀中一再奉使乍雅及察木多撫諭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名喀水、其地曰康……使車止此，故名吾書，紀其實焉�！痹谶@部著作中，姚瑩不僅對他所到之處的“地方道里遠近、山川風俗，詳考博證”，而且“于西洋各國情事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最為可貴的是，在這本地理書里，他用大量事實說明前后藏并非“天竺”（古西域國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同時，姚瑩通過實地考察研究，了解到英國侵略西藏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因而他懷著“冀雪中國之恥”的目的、“憂國憂世之心”和不怕“觸諱”的憤激之情，在《康·紀行》 一書中，獨具慧眼，敏銳地提出了西藏問題，探討了英國殖民者在我國西藏邊境進行軍事活動的歷史沿革，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英國侵略者窺伺西藏、威脅我國西部邊疆的野心。以期引起統(tǒng)治者加強邊防，抵御外來侵略。在西藏時，他還了解到英國把印度、尼泊爾強占作為自己的殖民地以后，又繼續(xù)將軍事勢力向北推進，在我國與尼泊爾交界處的山崗上修建軍事設備，組建軍事基地。面對觸目驚心的事實，又使姚瑩聯(lián)想到鴉片在我國西南地區(qū)泛濫成災、毒害人民的嚴峻現(xiàn)實，深感西藏形勢的嚴重性。他再次遠見卓識地明確指出，英國殖民者的所作所為是為“長驅入藏”，霸占西藏，自“藏而人蜀下長江”服務的。如此以來，英國殖民者對中國的入侵將形成東、南、西三面夾擊的嚴重局面。

姚瑩出于對祖國的熱愛，雖身處逆境，仍憂國憂世，注意邊疆考察，努力從事地理學的研究，最先呼吁人們重視西藏問題，及時提醒人們警惕英國殖民者覬覦西藏的險惡用心，并與英國妄圖永久占領西藏作為自己的殖民地的陰謀詭計作斗爭。這些，足以證明姚瑩是一位杰出的愛國主義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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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從青年時代起就懷抱經緯時事之壯志，以天下為己任，密切關注現(xiàn)實，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入，民族矛盾日益尖銳。面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急劇變化。姚瑩同當時的愛國有志之士林則徐、魏源一樣，關心時局，思想先進，主張開眼看世界，提倡大量翻譯“西人之書”，學習域外國家的長處，努力尋求強國御侮之道。他指出，外國人“習天文算法者甚眾”，而“吾儒讀書自負，問以中國記載，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數(shù)，幾成絕學，對彼夷人能無此然愧乎”這表明他已清醒地意識到了歐洲在社會發(fā)展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其科學技術的成就令人嘆為觀止，比之當時的中國，要領先得多。

他認為，要想有效地防御外患，就必須全面而及時地了解和掌握外國的基本情況，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百戰(zhàn)不殆。清廷的閉目塞聽、閉關自守的政策，并不能阻止外來侵略，只能封閉自己的頭腦，不了解外國情況，對國際形勢更是一無所知，必將造成誤國害民的嚴重后果。他總結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海外事勢夷情，來日置之不講”；戰(zhàn)后也并未從中吸取教訓，仍然是“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故“一旦海舶猝來，驚若鬼神，畏如雷霆”，不知如何是好，以致屈膝投降，喪權辱國。為此，他大聲疾呼要把“海外諸洋”有名大國的詳細情況，“著之于書，正告天下，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后徐圖制夷之策”。他上奏朝廷，要讓官員大臣通過各種渠道學習并通曉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濟我所困，增強自己的力量，抵御外國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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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的可貴之處在于：對現(xiàn)實的關注，對存在的問題，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指責中，而是制定更多的戰(zhàn)略謀劃，尋找解決急迫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措施和辦法，并見諸行動。任臺灣道時，非常留意國外的信息情報，孜孜不倦地潛心研讀時人撰寫的《西域見聞錄》、《海島逸志》、《海國聞見錄》等介紹西方諸國情況的書籍，并將這些書籍匯�？�行，使之在臺灣得以廣泛流傳。鴉片戰(zhàn)爭中，他命令英國俘虜顛林繪制了世界地圖，并將此圖和自己搜集的外國傳教士艾儒略、南懷仁繪制的地圖及上述書中的地圖在臺灣刊刻出版，使更多的人能看到這些開闊眼界的圖書。

與此同時，姚瑩對這些地圖都進行了認真學習研究。他認為《海國聞見錄》和《海島逸志》雖有圖，但對“海岸諸國及在陸諸國，何者接壤，孰為東西，孰為遠近，無從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懷仁所刻《坤輿圖》可以得其形勢”，南懷仁圖“每圖圍圓一丈五尺，國名、山川、人物、風俗皆注文字，細若繩頭”， 該書自序中寫道：“《康？紀行》者，道光甲辰、乙已、丙午（1844年一1846年）間， 瑩至蜀中一再奉使乍雅及察木多撫諭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名喀水、其地曰康……使車止此，故名吾書，紀其實焉。”在這部著作中，姚瑩不僅對他所到之處的“地方道里遠近、山川風俗，詳考博證”，而且“于西洋各國情事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最為可貴的是，在這本地理書里，他用大量事實說明前后藏并非“天竺”（古西域國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同時，姚瑩通過實地考察研究，了解到英國侵略西藏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因而他懷著“冀雪中國之恥”的目的、“憂國憂世之心”和不怕“觸諱”的憤激之情，在《康？紀行》一書中，獨具慧眼，敏銳地提出了西藏問題，探討了英國殖民者在我國西藏邊境進行軍事活動的歷史沿革，一針見血地揭露很有作用。

鴉片戰(zhàn)爭后，郁郁不得志的姚瑩，雖貶謫川藏，但他反對外國侵略、振興國家的一片熱情并未因此而稍減，卻以極大的毅力了解和研究外國情況，在《康？紀行》中，姚瑩把多年積累的西方諸國資料，進行了認真整理，匯編成冊，以較大的篇幅廣泛介紹西方諸國特別是英、法兩國的各方面的情況以及英俄關系、英印關系等；敘述了西藏近鄰印度、尼泊爾、錫金的地理風物和佛教、回教、天主教的源流及影響。在該書的末尾，姚瑩把明清以來，前人研究各國所繪制的各種世界地圖、邊疆地圖綜合在一起，匯編成卷，并一一撰寫圖說加以評介。他還以這些地圖作依據(jù)，參考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書后親手繪制了《今訂中外四海輿總圖》，對于圖上“國名、地名互有同異，或者有彼無此”之處，“以今時地名參互考訂之”，其目的不僅在于使“四海萬國，具在目中，足破數(shù)千年茫昧”，而且可使“異地經略中外者，庶有裁焉”。姚瑩的《康？紀行》是一部蔚為大觀的世界地理歷史知識巨著，它和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共同代表著當時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水平。是姚瑩雪恥報國喚起國人放眼域外、重邊海之防的嘔心瀝血之作，書中的字字句句，無一不閃耀著愛國主義思想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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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咸豐帝即位，重新起用林則徐等人，姚瑩復任為廣西按察使，曾參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1853年病死軍中，終年68歲。與妻合葬于龍眠山小河口姚家墳山。

（本文作者：王樂群  程根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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