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傳播

一滴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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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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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姚門五杰”

                                                                     三、千古文章未盡才
                                                                                  ——劉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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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 c6 q, X8 n; C, U5 J5 z5 X5 A& `     劉開“（1781—1821），字方來，一字明東，號孟涂，安徽桐城人，諸生，是姚鼐打出文派旗幟后的第一代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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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起自孤寒，不樂仕進，專心從事古文寫作與研究，成就卓著。姚瑩在《惜抱先生與管異之書跋》中將他與梅曾亮、方東樹、管同并稱為“姚門四杰”。至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以姚瑩人替劉開，“姚門四杰”才演變而為管、梅、方、姚，并由于曾國藩的巨大影響，廣為流傳。然而，劉開無論是在其師姚鼐心目中的地位，還是在文學(xué)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兩方面的實際貢獻，都不在這四人之下，故比曾氏晚出的王先謙力主以劉替姚，在其所編《續(xù)古文辭類篡》中收錄有劉開之文。后來，有人干脆綜合舊說，標(biāo)舉“姚門五弟子”，以這種折衷的方式肯定了劉開的成就。此說雖有中庸之嫌，卻基本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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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孤寒受業(yè)名師

    孔城鎮(zhèn)是桐城的歷史名鎮(zhèn)，北依桐梓山，南濱白兔湖，形勢開放，教育文化發(fā)達，靈山秀水孕育了一代代英才俊杰，桐城派先驅(qū)者戴名世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戴氏身負絕世之才，卻因《南山集》而遭橫死，這在家鄉(xiāng)人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難愈合的傷口。然而，桐城文章薪火，并未因此湮滅。就在戴氏身罹奇禍七十年后，又一顆文學(xué)新星從這片土地上升起，他便是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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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出生數(shù)月，父親暴疾而亡。母親吳氏性格剛毅，含辛茹苦，日耕夜織，撫養(yǎng)劉開于饑寒之中，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劉開幼時天資穎慧，但由于家境貧寒，欲求溫飽尚不可得，更談不上上學(xué)讀書。他只得懷著對書本的無限向往，接過母親遞過的牛鞭，老牛代替老師對劉開進行了最初的啟蒙�？嚯y的生活截斷了劉開的求學(xué)之路，但泯滅不了他強烈的求知欲望。鄰村有個私塾，塾師是遠近聞名的秀才吳士鼐先生。他常常在室內(nèi)誦讀詩文，抑揚頓挫，聲達窗外，劉開聞之怦然心動，常傍窗外靜聽，一字一句暗記在心。一次聽得入神，不覺脫口而出。吳先生聞言大驚，令其復(fù)述方才所聽詩文，劉開不假思索，一一吟誦，絲毫不差。吳先生暗暗稱絕，見劉開如此年幼聰敏，卻因家貧不能入學(xué)，頓生憐惜之意，就把他留在館中，免費就讀。這位吳先生少善弓矢，喜談兵事，后來才專心讀書，于詩歌、古文用力尤深，著有《尚友齋詩草》、《理庵文鈔》等。吳先生塾館內(nèi)有許多藏書，劉開一頭扎進去，潛心研讀，學(xué)識大進。吳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頭，欣然以女相許。劉開自此更加勤勉，詩文歌賦，無一不能，一時名動鄉(xiāng)里。

    劉開14歲那年，風(fēng)聞一代名師姚鼐先生主講江寧鐘山書院，憑著一股少年人的豪氣和對這位文壇巨擘的景仰，毅然呈送習(xí)作給這位同鄉(xiāng)前輩。姚鼐見之激賞，認(rèn)為劉開之文：“命意遣詞俱善，世不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做去，吾鄉(xiāng)古文一脈，庶不至斷絕矣”。他對這位敏而好學(xué)，才華出眾的鄉(xiāng)里晚輩寄予深切的希望，常對人言：“此子他日當(dāng)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墜緒，賴以復(fù)振，吾鄉(xiāng)幸也�！眲㈤_遂拜姚鼐為師，學(xué)習(xí)詩、古文法。

    姚鼐對劉開如此青睞和倚重，并非意氣使然�？v觀歷史，一個流派的形成與興盛，需要強大的凝聚力。桐城派的凝聚力，來自姚鼐。他壯歲退歸，執(zhí)教士林，悉心探索古文創(chuàng)作規(guī)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更為嚴(yán)整、更帶有文學(xué)色彩的散文理論體系，以“舍我其誰”的氣魄擔(dān)當(dāng)起建宗立派的重任。為此，他兼容并包，廣納門徒。出于對自己鐘愛的古文事業(yè)的關(guān)注，他對方苞、劉大?之后桐城文章顯露的后繼乏人的跡象，深表擔(dān)憂。在《恬庵遺稿序》中，姚鼐就曾“嘆昔者文學(xué)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泵Ｈ恢�中，不由發(fā)出這樣的追問：“豈人不悅學(xué)，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于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

    其實，姚鼐門下人才濟濟，同鄉(xiāng)后學(xué)中文才出眾者也不乏其人，但姚鼐仍“目中無人”，發(fā)此浩嘆，這不能不歸咎于他過分看重先天稟賦的人才觀。姚鼐平生論文，重視風(fēng)格的個性化和藝術(shù)的獨創(chuàng)性，在主張“道與藝合”的同時，追求“天與人一”。這里所指的“天”即指作者天資稟賦，“人”即指后天努力。兩者相濟互補，才能提高創(chuàng)作水平，寫出精純而合乎天然之妙的作品，基于此，姚鼐把天資高絕作為寫好古文的先決條件之一。并說，人們雖然有志于古文，若“天分不為卓絕，未足上繼古人，振興衰敝”。然而，良材美玉畢竟可遇而不可求。非是人不悅學(xué)，實在是天才難得而又有藏于室未為姚鼐所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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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dāng)姚鼐熱切呼喚文學(xué)天才出現(xiàn)的時候，劉開如夭矯的神龍翩然而至，令姚鼐大感欣慰。故《清史稿·文苑傳·劉開》云：“鼐門下著籍者眾，惟(管)同傳法最早，其于同里，則極稱劉開之才。”

    姚鼐對劉開寄以厚望，傳授不遺余力，其《復(fù)劉明東書》可窺一斑。該文重在論文，字里行間卻洋溢著真摯的師生之情�！吧�、理、氣、味、格、律、聲、色”這八個字，是姚鼐概括的散文藝術(shù)要素。在這篇書信中，姚鼐本著詩文相通之旨，以韓愈古文比擬杜甫律詩，對詩文的“格”局變化進行了精細入微的探討。這種探討不是大而無當(dāng)?shù)目斩凑f教，而是針對劉開隨信附寄詩作中暴露的問題，進行具體評點。信中說：“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tài)，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當(dāng)然，這種妙處并非人人都能體會并加以運用，但姚鼐對劉開顯然從嚴(yán)要求，指出“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睂�劉開用典不精切，“隨手填人”的不嚴(yán)謹(jǐn)態(tài)度，姚鼐提出了嚴(yán)肅批評，諄諄告誡他既要“勤心深求”詩境之妙，又要“精意讀書”以求“學(xué)問之實”，非如此，則與“草頭名士”無異。

    在姚鼐的精心調(diào)教下，劉開的創(chuàng)作才能得到極大提高，20多歲即寫出《問說》、《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這樣傳誦一時的名篇，文壇俊彥、名公巨卿競相與之交游，由是劉開學(xué)問與名氣與日俱增。

客游四方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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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為人灑脫不羈，重情誼，喜交游，善言談。嘉慶八年(1803年)，劉開的師兄、江西新城人陳用光到安慶專門拜謁恩師，因姚鼐已往六安，未得一見，卻見到了聞名而未曾謀面的師弟劉開。劉開與之一見如故，“縱論古今，意氣偉然可畏�！睍r值重九，天降小雨，劉開攜帶酒食與陳用光同登大觀亭，體會姚鼐筆下“舉目衰林如脫發(fā)，幾人采菊制頹齡。清山三面舒州郭，南岳千峰皖口亭”的氣象。晚上，兩人歇息于敬敷書院內(nèi)，“樹木蕭颯，秋聲惕然，與言身世事，多可感者”。

    劉開鄉(xiāng)居時，最不堪忍受的便是索居無友。他曾與授徒孔鎮(zhèn)的楊玉峰先生過從甚密，自言“言論無虛日，風(fēng)雨不能間，而寒暑未嘗輟也”。劉開健談樂友，一至如此!他雖廣交良友，但立身謹(jǐn)嚴(yán)，從不趨炎附勢。本省某一當(dāng)權(quán)者，欲招劉開為乘龍快婿，被劉開婉言謝絕。他臧否人物，以氣節(jié)高下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他尊崇姚鼐古文之道，更敬重他“退居講學(xué)不與世儒一爭異同”的高風(fēng)亮節(jié)，認(rèn)為這才是姚鼐被“天下之以名義自愛，不阿習(xí)俗者倚以為重”的原因所在。他在《蔬園詩集序》中，對詩人許叔翹挾奇?zhèn)シ浅Ｖ�才，慷慨激烈，矜尚氣�?jié)，慎取功名，“濟人之困而不自德”的品行，給予高度評價，認(rèn)為“此誠古俠烈之士所不能過”。他于桐城先賢，獨重明末清初以氣節(jié)著稱于世的方文、錢田間、姚休那三位遺民詩人。認(rèn)為田間先生之詩，雄奇之極歸于平淡；休那先生之詩，揮斥之余不事雕琢，各具特色，難分伯仲，但田間曾三至京師，與巨公名流時相交接，因此事顯名熾。而休那先生一生隱居鄉(xiāng)野，不事張揚，“故其跡晦而節(jié)尤難”，這種甘于寂寞的精神至為可貴。

    劉開潔身處世、注重氣節(jié)的立身祈向，對他從事文學(xué)活動顯然大有裨益。桐城派之所以能屹立清代文壇二百余年，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與官場保持了相對的疏離，會聚了一批有操守，有學(xué)行，以振興古文為己任的職業(yè)作家。劉開成秀才后，曾于嘉慶十八年(1813年)應(yīng)京兆試，落第而歸。南歸前，好友陳用光為之餞行。劉開敞開心扉，向這位同門學(xué)長坦陳心跡：“家貧不能不客游，游則恐妨其所學(xué)。今且當(dāng)陟嵩、華，登衡岳，循楚而歸東，攬西湖、天目之秀，而息影敝廬以終，習(xí)先生(姚鼐)之所傳者�？泼�之得失，姑聽之，不介吾意也。”陳用光聽了這一番表白，既感嘆劉開的懷才不遇，更敬佩他不重科名，勵志向?qū)W的精神。

    然而，科名得失盡可不計，一家人的生計問題卻時刻困擾著劉開。為了養(yǎng)家糊口，為了讓辛苦一生的老母安度晚年，劉開不得不輾轉(zhuǎn)四方，課徒養(yǎng)親。對這種飄忽不定的生活，劉開厭倦不已卻又無可奈何。他曾對同鄉(xiāng)姚元之吐露過心頭的郁悶：“吾鄉(xiāng)多佳山水，使吾得有菽水資迎吾母居龍眠浮渡間，手一編，日夕諷誦，且不去吾母左右，其樂當(dāng)何如，而顧為是仆仆者哉”。

    應(yīng)當(dāng)說，劉開的這一愿望對于家道殷實者言，實在算不上什么，但對他來說，卻如海市蜃樓，渺不可及。在萍居異鄉(xiāng)的日子里，劉開好似一只離故林，別舊侶的小鳥，雖有千仞之山，百尋之木，嘉蔭繁盛，亦愀然不樂。舉目無親，沒有人同他辨析疑義，證明心得，飄泊的惆悵，心靈的孤寂，令劉開“不得開心顏”。他只得內(nèi)肆力于墳典，外寄情于山水，借此排解心頭的憂悶。他的足跡南及粵東，東至錢塘，北抵都下。還到過著名的泰山、黃山……�！败幟岱竭h而泉石漸親”。置身于大自然的懷抱，劉開郁積許久未得宣泄的愁緒得到盡情釋放，體會到一種超越感官的審美愉悅。在《再與魯岑書》中，劉開以雄豪動宕的文筆，述說了自己的游蹤�！拔崛酥厣�，俯深谷，縱心孤往，窮巖壑之幽”；“走高原，馳曠野，悲歌慷慨”；“過戰(zhàn)場，歷關(guān)塞，指陳九州之險要，激昂論古”；“登層臺，覽勝跡，詠歌千載之成敗，揮斥無前”；“滌清流，沐惠風(fēng)，見云日開霽，魚鳥閑適，有自得之趣”。這是何等瀟灑的情致，這是何等豪壯的氣魄，才華橫溢而又潦倒困躓的劉開，在他恂恂儒雅的外表下，激蕩著一股昂揚奮發(fā)的豪氣!

" V7 o& l% ?8 ?; m# D       桐城派后期作家大多關(guān)心兵革吏事，長于經(jīng)濟。嘉慶十七年(1812年)劉開游歷嶺南，任兩粵總制蔣礪堂幕府。他洞悉時事，體察民情，曾上書蔣礪堂，就當(dāng)?shù)睾１I猖獗，屢剿不絕的狀況，一針見血地指出：“兵之弊在不畏官而畏盜”，“民窮而不克自存，故激而從亂”，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莫若使民遂其生；欲遂其生，莫如崇儉而務(wù)本。”蔣礪堂見后為之嘆服，以厚禮相贈。姚瑩也盛贊劉開“所言切中時弊，而崇儉、務(wù)農(nóng)，尤為得本之論”。由此可見，劉開不僅擅長詩文，而且精通世務(wù)，有經(jīng)世濟民之才，可惜時乖運蹇，未能一展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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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末年，劉開客游浙江。一日，路過某地，有人候立路旁，攔住他問道：“先生莫非是桐城劉孟涂先生嗎?”劉開頷首相應(yīng)，那人滿心歡喜，把劉開請到家里，盛情款待，暢談竟夕，次日，劉開與之游山，遇一古墓，碑上赫然刻著“宋處士劉開之墓”幾個大字。劉開一見惘然自失，興盡悲來，想到自己這些年來四處奔走，孤館寒窗，何其辛苦!雖說“途無險易以至為貴，學(xué)無遲速以成為歸”，但“盛時不再，絕業(yè)無晚成”，眼前這位宋代處士劉開，生前或許負不羈之才，抱難成之志，故而困頓風(fēng)塵，如今只落得長眠空山，獨守凄涼。心念及此，劉開蟄伏已久的“客游不可常，歲月不可忽”的歸思頓時強烈起來，他旋即打點行裝，踏上歸程。

    但家鄉(xiāng)也非樂土。劉開既無恒產(chǎn)，又不會像陶淵明那樣“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躬耕自食，因此生計難以維持。迫于無奈，他只得再度出游，從筆墨中討生活。道光元年(1821年)亳州修志，聘劉開助修。時值正月，鄉(xiāng)間春節(jié)氣氛正濃，劉開卻要辭家遠行，心中好不酸楚。臨行前，他對妻子凄然說道：“不知此去尚能相見否?”妻子愕然，問他何出此言，劉開怕引起妻子的傷心，忙茬開話題，揮手道別。到了亳州，他寄居于一座佛寺中，埋頭纂修《亳州志》，偶有閑暇，踏訪亳州名勝古跡，流連其間，賦詩抒懷。亳州盛產(chǎn)芍藥，當(dāng)春而開，豐姿綽約。劉開常往城郊觀賞，引為樂事。

         時光流逝，花謝春殘，傷心人別有懷抱。一想起弱妻稚子，想起浙江山中那座古墓，劉開對自己此番出行暗生悔意。在寫給同鄉(xiāng)好友張伯棠的詩中，他發(fā)出了“故人不見青山遠，拋盡江南是此行”的悲嘆。《亳州志》剛纂成首一卷，劉開忽然患上腹疾。這病來得是那樣突兀而兇猛，一下子就將他擊倒。他正當(dāng)盛年，本不應(yīng)如此不堪一擊，但長期顛簸不定的生活，壯志難酬的悲憤，使他身心俱疲。他再也經(jīng)受不起病魔的侵襲了。窗外，月光如水，把他瘦削的面龐洗得慘白。劉開自知不起，指著佛殿的金葫蘆頂，對陪在身邊的友人說：“視月色中，乃吾去時也。”月亮漸升漸高，劉開生命的火焰漸漸暗淡下去，未幾，歸于寂滅，一代文學(xué)奇才，就這樣溘然而逝，把無限的悲痛和遺憾留給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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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曾在《吳子山傳》中寫道：“士之窮困不得志于時者，古今常有同憾。而其甚者，天又使之早夭，不獲竟其才而成其學(xué)，尤可悼而惜矣。同里吳君子山，年少有志者也，能詩，專法長吉，抉幽鉆險，精思獨造。余嘗戲之曰：長吉以苦吟不壽，子得毋蹈其覆轍乎?君頷而不應(yīng)也�！眲㈤_沒有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會不幸而言中，吳子山真的像李賀那樣年少而終。他更沒有想到，窮不得志，更兼早夭的悲劇命運，同樣無情地降臨到自己頭上。這是劉開個人的不幸，也是桐城派的不幸!姚鼐晚年推崇陽剛風(fēng)格卻未能實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劉開、管同兩位得意弟子身上，冀藉其不世之才、雄肆之氣，補救桐城派陰柔有余、剛健不足之弊。但二人均不幸早死，姚鼐的文事要由最像他而又最不符合他的理想和愿望的梅曾亮來承襲，這是歷史和桐城派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若不是曾國藩橫空出世，中興和改造了桐城派，則桐城派的文運或恐早已中絕。后世桐城文家常以劉開早死為恨，原因或在這里。

    劉開死后不久，其女夭折，妻倪氏痛不欲生，乘家人不備，自縊身亡。劉開好友姚元之曾作《劉孟涂傳》，在回顧了他短促而坎坷的一生后，喟然嘆曰：“豈天將忌其才而故嗇其遇耶?抑既永其名即不與以壽耶?”真是沉痛之極啊!

維護傳統(tǒng)注重創(chuàng)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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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以自己古文、詩歌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成就和理論上的巨大貢獻，確立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壇的主流地位。作為他的“高第弟子”，劉開繼承了姚氏和前輩作家的文統(tǒng)，同時又獨抒己見，多有創(chuàng)新，產(chǎn)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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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是劉開早期著名長篇論文。此文著重論述從事古：文寫作與學(xué)習(xí)前人經(jīng)驗的關(guān)系及其門徑，在宣揚桐城派文學(xué)主張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阮元，字伯元，號蕓臺，論文重文筆之分，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不滿于桐城派古文的形式。劉開與之時有交往，但對阮元于方苞和唐宋八家有所不取的觀點，感到難以接受，遂作此書與之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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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首先含蓄地稱頌方苞散文所達到的“至高之境”，“獨造之域”，并把它歸結(jié)為方苞善取百家之美而成一人之奇；能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其次，劉開認(rèn)為學(xué)習(xí)古文從八家人了原本不錯，但學(xué)習(xí)八家而不能有所成就，其錯不在八家，而在學(xué)習(xí)不得法。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一是八家各擅所長，各具特色，“皆得力于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guī)仿其辭。”二是把八家之法當(dāng)作不二法門，“效之過甚，拘于繩尺而不得其天然。”三是不能“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集古人之美，成一家之文。如戒除這三點弊端，八家是可以學(xué)的，而且只有從學(xué)習(xí)八家人手，才能上追秦漢，博采眾長，“取精多而用愈不窮”，“而后克以有成”。方苞論文，以秦漢及八家為正宗，以八家繼承者自命。劉開此論，正是在維護桐城派的文統(tǒng)論。第三，劉開認(rèn)為方苞“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豐于理而嗇于辭，謹(jǐn)嚴(yán)精實則有余，雄奇變化則不足”，“能醇而不能肆”，優(yōu)點與缺點并存�！叭黄浯篌w雅正，可以楷模后學(xué)，要不得不推為一代之正宗也”。所以，要學(xué)習(xí)八家，惟有從方苞人手，方能“不誤于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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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對方苞文章不足之處看得很準(zhǔn)，這顯示出他深厚的學(xué)養(yǎng)和高妙的見識，但他一再強調(diào)方苞及其散文的正宗地位，很難說不是出于門戶之見。盡管如此，劉開提出的“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jīng)，參之以周末諸子”的主張，仍不失為學(xué)習(xí)古文創(chuàng)作的一條有效途徑，與方苞倡導(dǎo)的治古文“既得門徑，必縱橫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古文約選序例》)顯屬同調(diào)，皆得古文寫作三昧。

    唐宋以來，文以載道的觀點在文學(xué)界深人人心。至于具體運用時如何才能調(diào)和“文”“道”之間久已存在的矛盾，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劉開之前，桐城派“三祖”方苞、劉大kui（魁）、姚鼐，都曾以清醒的文學(xué)自覺性，從尋求文學(xué)自身規(guī)律的角度，在這方面進行過不懈的探索。方苞力主“義法”，文道并重；劉大櫆講求“神氣音節(jié)”，文重于道；姚鼐解決文、道之爭的方法便是：“道與藝合”，即“言而成節(jié)”，作者之文與萬物契合，自成法度。在《荷塘詩集序》中，姚氏解釋說：“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zhì)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彼�甚至認(rèn)為：“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達其辭，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辯證地看待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相互統(tǒng)一與相互作用的關(guān)系。劉開在這一點上受姚鼐的影響頗深。他主張文章的內(nèi)容要與形式統(tǒng)一，在其《復(fù)陳編修書》中，明確指出：“夫文之本出于道，道不明則言之無物；文之成視乎辭，辭不達則行之不遠�！彼�所謂道者本乎自然，認(rèn)為自然的一切通過人的耳聞目睹以及“觸于心”之后，“皆可得以為文。”“天地萬物無一不獲為已有，誦百家浩渺奇博之言，以富其所蓄；遠取乎八荒之殊狀異態(tài)，以開其壅蔽而破其拘墟；使己之性與物通，神與境化，而后八風(fēng)七音之人乎耳，九文六彩五章之接乎目，二氣(陰陽)四時群變?nèi)f化之觸于心者，皆可得之以為文焉�！彼�所謂辭者并非拘于修辭，限于形式，而是根據(jù)內(nèi)容來決定的；“文無定法，故圣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韓退之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茍不能潛心德藝以養(yǎng)其氣，而徒規(guī)規(guī)于文學(xué)之末，是猶掘地求水，而不溯源于大河江漢也。”可見，劉開所主張的文之道，是大于儒家倫理之道的。但他所說的“道”，觸及于外，“無以發(fā)其憤，始假詩以白鳴，然而水遇石則激，鶴戒露有聲，此皆動于自然非有意于世人之知”，劉開從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驗中認(rèn)識到“詩言志”、“言為心聲”并非前人定下的清規(guī)戒律，而是詩歌藝術(shù)規(guī)律的內(nèi)在表現(xiàn)和必然要求。只有動于中而發(fā)乎辭，筆端才能涌現(xiàn)豪蕩奇瑰之氣。

    有無“奇氣”是劉開評詩的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他心目中的“奇”是指“自辟蹊徑，不規(guī)規(guī)于昔人”，氣盛如決江河而東馳，思奇如云煙變滅而不可測。這種境界一般人難以企及，惟有俯仰古今，豪蕩磊落之士，“榮利不足動其心，群務(wù)不足亂其守”，“發(fā)言成章，而所得乃獨異�！迸c之相反，那些心馳利祿，蘊蓄不深之徒，縱然精風(fēng)格，明形制，通詩道，任性情，也不可能寫出好詩，其中道理，“猶源濁而流，未有能清者也。”

    由此看來，劉開評人論文說詩，衡量標(biāo)準(zhǔn)始終如一。評人重節(jié)，論文重道，說詩重氣，剛勁健朗，一脈相承。這在陰柔靡弱之風(fēng)占主導(dǎo)地位的清代文壇，誠為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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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兼擅自成一家

    劉開少事姚鼐，久親指授，頗得真?zhèn)�。但他并不盡守師法。論文如此，創(chuàng)作上的表現(xiàn)就更加突出。其為文，能暢所欲言，天才宏肆，氣勢逼人，故有人指責(zé)他氣過囂張，類多浮詞，絕不同于姚鼐簡質(zhì)之境。姚氏為文，“和而不刻，精而不��；其氣斂而不放，其神靜而不散”，“空明澄澈，含咀靡盡�！睅熒�二人風(fēng)格如此不同，與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個人遭際密切相關(guān)。姚鼐崛起于河清海晏的乾隆時期，生性淡泊平和，而立之年即人仕途，并從根本上說，尚未突破韓愈所說的“道”的范疇。不過，劉開認(rèn)為內(nèi)容是決定形式的，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法則，這種見解對文體表現(xiàn)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形成有一定促進作用。

    劉開是桐城派作家中汲駢人散的代表性人物。桐城派把自己創(chuàng)作的散文稱作“古文”，意在與駢文相別。方苞從崇道與雅潔的立場出發(fā)，對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都一概加以排斥，認(rèn)為它們“俱有墻壁巢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其遠也”方苞文章存在“能醇而不能肆”的缺陷，與他這種文學(xué)主張不無關(guān)系。方苞掀起的反駢浪潮，至姚鼐時期仍余波未平，劉開的同門管同文風(fēng)雄直，一向?qū)︸壩纳類和唇^，曾力勸梅曾亮亦棄駢文。姚鼐本人在駢散問題上態(tài)度通達，既不強人所難，亦無門戶陋見，故其弟子劉開、梅曾亮、姚瑩、方東樹等人都主張兼采駢文之長，并有八代之美，汲駢人散因此成了他們創(chuàng)作中顯著特點之一。應(yīng)當(dāng)指出，駢文在清代中興一時，與古學(xué)在清代的全面復(fù)興桴鼓相應(yīng)。因為這種古老文體易于遣使典實，編織詞藻，顯示學(xué)問，因此深得學(xué)者型文人的青睞。由于他們的努力和影響，加上文壇上屆于桐城派別支的陽湖派的積極呼應(yīng)，駢文儼然成為古文的強勁對手，風(fēng)行一時。在這種氛圍下，劉開能拋開門戶之見，調(diào)和駢散，確有獨到的藝術(shù)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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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關(guān)于駢體的論述集中體現(xiàn)在《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中。他認(rèn)為“夫文辭一術(shù)，體雖百變，道本同源。經(jīng)緯錯以成文，元黃合而為采，故駢之與散，并派而爭流，殊途而合轍。千枝競秀，乃獨木之榮；九子異形，本一龍之產(chǎn)。故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廢”。因此，劉開提出折衷駢散之說，以為：“文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無彼此之別。所可言者，一以理而宗，一以辭為主。且夫理未嘗不藉乎辭，辭亦未嘗外乎理，而偏勝之弊，遂至兩歧。始則土石同生，終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惟通方之識、絕特之才乎?”其實駢文到了至高之境，與散文初無二致，而散文凝重行氣之處，尤多借重于駢行。劉開的同鄉(xiāng)師兄方東樹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認(rèn)為“儷偶之文，運意遣辭，與古文不異”，肯定駢散“波瀾之莫二，妙諦之無上”，反對宋后文人將兩者“判若淄澠，辨同涇渭”①。至于曾國藩及其弟子們主張“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取桐城義法，閎以漢賦之氣體，則是遙承劉開駢散兼采之遺緒，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庶幾即是劉開期待出現(xiàn)的“絕特之才”。他能成為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與其俊邁遒勁的器識大有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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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三祖”除方苞外，劉、姚二人都重視詩歌創(chuàng)作，且提倡以詩為文，援詩人文，增加古文的神韻。姚鼐在詩歌領(lǐng)域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近人錢基博稱譽“惜抱之詩，方興未艾”，并非過譽。由于姚氏的影響和推動，姚門弟子大多兼涉詩藝，詩文并工，劉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劉開論詩，注重詩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對詩歌本身的“工拙”并不刻意追求。他雖然十幾歲即喜為詩，但總認(rèn)為“詩之為道，本于心性，用為樂章。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圣人采之以觀其變，非吟詠所能盡其蘊也，故嘗欲決然廢去以求乎聲氣之原”②。正因如此，劉開自投師受讀后，對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兼收并蓄，興趣盎然：偶爾也寫點古文記述所見所聞，但未嘗致力于詩。后來，身遭困厄，千愁萬緒郁結(jié)于中，人情物態(tài)觸及于外，“無以發(fā)其憤，始假詩以自鳴，然而水遇石則激，鶴戒露有聲，此皆動于自然非有意于世人之知”，劉開從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驗中認(rèn)識到“詩言志”、“言為心聲”并非前人定下的清規(guī)戒律，而是詩歌藝術(shù)規(guī)律的內(nèi)在表現(xiàn)和必然要求。只有動于中而發(fā)乎辭，筆端才能涌現(xiàn)豪蕩奇瑰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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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奇氣”是劉開評詩的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他心目中的“奇”是指“自辟蹊徑，不規(guī)規(guī)于昔人”，氣盛如決江河而東馳，思奇如云煙變滅而不可測。這種境界一般人難以企及，惟有俯仰古今，豪蕩磊落之士，“榮利不足動其心，群務(wù)不足亂其守”，“發(fā)言成章，而所得乃獨異�！迸c之相反，那些心馳利祿，蘊蓄不深之徒，縱然精風(fēng)格，明形制，通詩道，任性情，也不可能寫出好詩，其中道理，“猶源濁而流，未有能清者也�！�

    由此看來，劉開評人論文說詩，衡量標(biāo)準(zhǔn)始終如一。評人重節(jié)，論文重道，說詩重氣，剛勁健朗，一脈相承。這在陰柔靡弱之風(fēng)占主導(dǎo)地位的清代文壇，誠為可貴。

詩文兼擅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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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少事姚鼐，久親指授，頗得真?zhèn)�。但他并不盡守師法。論文如此，創(chuàng)作上的表現(xiàn)就更加突出。其為文，能暢所欲言，天才宏肆，氣勢逼人，故有人指責(zé)他氣過囂張，類多浮詞，絕不同于姚鼐簡質(zhì)之境。姚氏為文，“和而不刻，精而不浮；其氣斂而不放，其神靜而不散”，“空明澄澈，含咀靡盡”。師生二人風(fēng)格如此不同，與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個人遭際密切相關(guān)。姚鼐崛起于河清海晏的乾隆時期，生性淡泊平和，而立之年即入仕途，并累官至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其后歸退林下，傳道授業(yè)，但衣食九憂，名滿天下。故文風(fēng)偏于陰柔平淡，缺乏現(xiàn)實激情，與所謂盛世景象取同一基調(diào)。劉開則不然。他主要活動于嘉慶時期，此時清王朝已走上衰敗的道路，政治黑暗，國力空虛，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者，此伏彼起，延綿不絕。劉開出身寒門，失意科場，無緣功名，加之貧困交加，終生衣食于奔走。這些因素交相作用，形成他憂時傷民，慷慨蒼涼的個性特征。每當(dāng)落筆成文，憤氣、悲氣、才氣爭赴毫端，如萬斛泉源，不擇而出，有時不知自斂，便難免蕪雜。而同時，觀照現(xiàn)實、聚焦民生也就成了劉開作品的一大主題。

    劉開文宗韓、蘇，創(chuàng)作上受他們的影響較深，文筆奇麗奔放�！八�論于學(xué)術(shù)盛衰之辨，土風(fēng)升降之由，國脈所以維持，人才所由興替，剴切詳明，如指諸掌，而且悱惻深厚之意，倦倦流露于行墨之間，其文飄忽而多奇，博辨馳騁，光氣發(fā)露，不可掩遏；體兼眾妙而能事各呈，固由圣籍之貫穿，實乃天才之瑰異”。劉聲木斯言雖有溢美成分，但他對劉開創(chuàng)作特色的分析自有見地。

     劉開的散文，說理則條分縷析，見解精辟；傳人則形神兼?zhèn)�，真切動人；寫景則異彩紛呈，歷歷如繪。

《問說》一文專論虛心好問的美德，開頭即直奔主題，揭明觀點：“君子之學(xué)必奸叫，問與學(xué)，相輔而行者也�！比缓箨U明了“學(xué)”與“問”的辯證關(guān)系和善“叫”的重要意義：“非學(xué)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xué)而小勤問，非真能好學(xué)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于事；識其大矣，而或不識其細。舍問，其決焉?”由從容議論轉(zhuǎn)入反詰，氣勢為之一振。 下文圍繞“虛中樂善”，好問而“有益于身”，和“師心自用”，不好問而“害于心術(shù)”這正反兩方面展開論述，說理精微透徹。特別強調(diào)凡真理所在，都要不分賢愚貴賤老少，虛心求教。全文篇幅不長，卻無局促之感，讀之如行云流水，典型地體現(xiàn)了劉開藝術(shù)風(fēng)格中縱橫曉暢的一面。其他如《知己說》等篇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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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桐城派研究專家吳孟復(fù)先生評為：“充分體現(xiàn)了‘桐城文’的風(fēng)貌”的《吳先生直傳》，也是一篇記人佳作。其文跌宕有致，文字簡括精潔。請看下面兩段文字：

    自望溪宗伯、海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 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dāng)日有與方劉頡頏而世不盡知者，則為吳生甫先生。先生于海峰為師，于望溪為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即能成誦。所為文務(wù)磅礴暢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假，不合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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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dāng)乾隆中葉，劉海峰先生始以古文為時文，竇東皋閣學(xué)應(yīng)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之《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jīng)》及宋五子，尊之日“四書文”，而不敢目為時藝。厥后工此藝者，海內(nèi)則陳伯思兄弟，吾鄉(xiāng)則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fā)之也�！�…

    這兩段都采取了吳闔生所說的“反射”法，、初似溪水潺潺奔流，又如“小兒放紙鳶愈放愈高”（姚鼐語），待勢強氣盛之時，忽又陡轉(zhuǎn)筆鋒，逆攝突起，敘人一件與之相反的事，或抖出暗藏的“包袱”，用以反襯，此時，雖僅一句，卻波瀾萬點，(余意無窮。這種前開后合，前順后逆，虛實離合，參差伸縮的文法，卜是“桐城派”的看家本領(lǐng)。運用得好，可以收到正取暗續(xù)、斷意接的效果。至于“海內(nèi)則陳伯思兄弟，吾鄉(xiāng)則惜抱先�！薄�類語言，則曲盡清真雅潔之妙，為劉大)略所稱“文必虛字備而后神態(tài)出”，作為一個生動的詮釋。

    劉開寫景狀物的文字呈現(xiàn)另一種風(fēng)貌。由于他既工古文，駢文也寫得“沉博絕麗，自成一家”，反映到創(chuàng)作中就能汲駢人散，駢散結(jié)合，語言斑斕多姿，這一特點在他寫景散文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自樂亭記》堪為代表。該文駢體色彩較濃，奇偶錯綜，單復(fù)間廁，排比鋪陳，有聲有色，雖只記一小亭，卻極盡描摹刻畫之能事。為盡窺全貌，茲照錄如下：

    筑一亭于園之南，高不及樓，廣能容席，深無重戶，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經(jīng)其前，書室聳焉而峙其后，柴扉啟焉而豁其左，叢竹茂焉而隱其右。是多禽鳥，朝則飛而鳴也，夕則聚以棲也；是宜賓客，卜畫以云，卜夜以月。有桂焉，見之使人味夫德馨；有松焉，見之使人慕夫高節(jié)。其中唯貯書千卷，是多佳日，主人于是讀書其間，俯而思，仰而窺，靜有悟，動有得，興至乃歌。是于盛夏，尤宜可以滌煩慮，可以避炎暉。涼風(fēng)既來，眾籟以吹。是惟良友，可以共此。有酒孰御，有弦孰揮。思我君子，德音無違。愿言同樂，以解渴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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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天地萬物，吾心可羅而有也，而吾力不能有之；吾身不能致而有也，而斯亭有之。于是入書室，出柴扉，望河水之浩蕩，見叢竹之霏微。坐此亭而聽禽鳥，宴賓客，娛佳日，消盛夏，無往不可以自怡。無得無失，無是無非，唯古人是歸�；蛉眨菏峭ひ玻�以其可以適性，故樂在于斯。以其欲與友共，故有而不私，然友之樂即吾之樂也，遂以自亭名也。物我相得，雖是短章，卻有天籟，有人跡，有書香，有良友，美景橫陳于前，而人情融注其間，拉雜敘之而聲情進出，盤旋綿渺而往復(fù)迭宕，與方苞、姚鼐之質(zhì)樸俊潔迥異其趣。

    劉開“一生好人名山游”，所至皆賦詩作文以記之，留下許多優(yōu)美傳神的佳作。如《游三疊記》、《游小龍尖記》、《游九龍山記》、《游乍浦記》、《渡海登小落伽山記》、《江右行記》等，或為長篇，或為短制，或雄奇浩蕩，或清新自然，可傳可誦，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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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開是當(dāng)時詩壇的一位健將，以豐厚的創(chuàng)作實績，實踐了自己的詩歌主張，成為無意求工而自成高格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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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磊落懷才者，便是飄零失意人”(汪鎮(zhèn)光句)。劉開一生坎坷多磨，心情經(jīng)常處于郁悶之中，一旦抒發(fā)而為詩文，孤憤之氣漫溢辭間，詩風(fēng)與杜甫詩相似，或沉郁頓挫，或質(zhì)樸平易。前者如“未必成名皆豎子，由來命世少英雄”，“仕宦能貧真我輩，風(fēng)塵失意作名流”，筆力凝重，寄慨遙深。后者如“小黃城外芍藥花，十里五里生朝霞�；ㄇ盎ê蠼匀思�，家家種花如桑麻。紅紫為田綠為圃，一痕草色低難遮”，款曲如話，圓轉(zhuǎn)自如，頗有民歌風(fēng)味。

    從劉開詩作的內(nèi)容來看，很多地方表現(xiàn)了懷才不遇的個人感慨，如“弱年虛壯志，盛名非夙心。秀華謝朝景，遠想生空林。西游涉長道，極望愁登臨。既嘆索片螢，義感春雨淫。山谷方盛漲，江水敢言深。但恨所思遠，沉吟牛空好音”長期的游學(xué)生涯，使劉開有機會飽覽祖國的壯麗河山，寫下不少描繪與歌頌錦繡山川的詩章，抒發(fā)了愛國主義情感。在《乍浦觀�！芬辉娭�，劉開描繪了海上奇景，但并沒有忘記“通倭此門戶，鎖鑰慎邊防”，表達了自己對祖國海防的關(guān)切之情。此外，劉開作品中也不乏懷古傷時的名篇。寫于逝世前夕的《魏武帝舊宅》，就很有杜甫《蜀相》的沉雄渾厚，詩曰：“譙東精舍沒蒼苔，射獵冬春亦壯哉!亂世紛紛誰識主，奸雄猜忌尚憐才。成功天限三分局，饗士風(fēng)生八角臺。知己舊推喬太尉，墓門祭罷淚猶哀�！奔那橛诰�，直抒胸臆，不啻是一篇精彩的史淪。

    劉開繼承了由錢澄之、義嘉紀(jì)、施閏章等人開創(chuàng)的清代詩壇寫實之風(fēng)，詩作中最有價值、具有很強人民性的部分，是那些真實反映當(dāng)時民生疾苦，揭露吏橫暴貪婪的現(xiàn)實主義詩篇，如《食蕨嘆》中描繪了這樣一幅慘景：“昔聞力田能免饑，今見老農(nóng)愁不死。出門回望面如灰，十戶七閉三半開。親里相見各無語，但問何處多野菜�！跋鄶y覓蕨行山阿，蕨深入地費窮日，力盡空山始鋤出。少婦十指皆敵血痕，揮土不顧拾蕨根，死且難保傷何論。”一方面是“七尺壯夫竟不起，床頭僵臥三日矣”“糴米未得饑可憐，困不能行委路邊”，“歸煮白水烹榆皮，我獨餮蕨甘如飴，安能一飽不傷悲”；另一方面卻是“索封擁谷為奇貨，粟朽不欲救窮餓，西鄰請貸轉(zhuǎn)見嗤”，這種貧富懸殊，為富不仁的不平現(xiàn)象，引起劉開的強烈憤懣，在《催科吏》中，劉開著力反映了百姓“自來畏役勝畏虎，官嚴(yán)役怒勢莫當(dāng)，生斷人命如牛羊，生斷人命如牛羊”，繳納不出科稅，只好甘受“明日街頭鬻妻子’的悲慘命運。劉開之所以能寫出這些思想性、人民性較強的詩作，與他幼年生活貧寒，曾參加體力勞動，與貧民百姓多有接觸分不開。

    劉開除一度出任兩粵總制堂的幕賓外，大部分時間授徒為業(yè)，也曾應(yīng)邀纂修地方志。清代大學(xué)者章學(xué)誠曾言：“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dāng)從名公巨卿執(zhí)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dāng)世，以文章見用于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劉開是否懷有同樣的想法，我們無從知曉，但他確實修了好幾部志書，其中《安陽縣志》“繪水道地略，計里分方，一縣地小，耳目易周，計必?zé)o舛，使天下州縣志盡若此，則一統(tǒng)全圖不難成矣”。這說明，劉開具備較高的修志才能，不愧是20一專多能的奇才!

    劉開一生著述甚多，因家貧，生前未能付梓。其子劉繼(字少涂)，繼承父遍走公卿之門，求刻其父著作，幾經(jīng)周折，終遂其愿。劉開的作品才得以流傳下來，并為世人推重�，F(xiàn)存者有《劉孟涂詩文集》44卷，《駢文》2卷，《廣列女傳》卷，《論語補注》3卷等。                     （本文作者方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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