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方東樹的學術(shù)淵源

快雨堂

　 　　方東樹治經(jīng)思想的核心是通經(jīng)以致用，這也是他對清代漢學提出批評商兌的立足點。他的這一思想除了來自桐城理學之教，也與清初實學致用的風氣相關(guān)。

8 N, Y' G3 \; o  v3 l　　明代后期，王學由極盛趨向衰落，陽明的“良知”之說漸導致學者習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不僅使學問走向空疏放蕩，益且導致“滿街都是圣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的思想盛行，致使道德日益敗壞；而另一方面，元、明以來，以程、朱開科取士，大開利祿之途，導致為其學者不過以此為取富貴、沽名釣譽之手段，對于程朱之學實無所得。理學思想在明末實已難以維系士人之學術(shù)信仰，再加上朝廷的黑暗、社會的動蕩及清兵的入侵，最后導致亡國被異族統(tǒng)治的結(jié)局，更加促使明末清初的知識界對明代的學術(shù)作出反省。于是，有顧炎武大倡“經(jīng)學即理學”之說，認為“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批評學術(shù)界“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 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日‘一貫’、日‘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的不良風氣，提出要恢復古之實學，可見，顧炎武所倡導之實學即“修己治人”之古學，實即強調(diào)修德與致用，反對明季士人的心性玄談。要之，顧炎武的論學宗旨，本有“行己有恥”和“博學于文”二端，惜乾嘉學者只發(fā)揮了“博學”一端，究心于考先王之典，卻忽視了綜當代之務。方東樹在對清代漢學考據(jù)提出批評的時候，亦有分別對待，他在《漢學商兌序例》中將漢學分作三派：
　　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于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為歧于圣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為荒于經(jīng)術(shù)。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shù)等： 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chuàng)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弦、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chuàng)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shè)敲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嗣于是非。
  s, {+ @3 i! o! X* w 　　顧炎武雖為清代考證學之開端，方東樹對其卻甚有肯定，認為他所提出的為學宗旨實是目擊時弊，有為而發(fā)，意在矯枉。錢穆也認為方東樹在這里對漢學提出的批評“良有見地”。方東樹在另一篇文章《書后》中也提到“近世言考證之宗，首推深寧王氏(應麟)、亭林顧氏、太原閻氏”，而又認為“王、顧二家之書體用不同，而皆足資于學者，而莫能廢，非獨其言霰實而無誣妄之失，亦其著書旨趣猶有本領(lǐng)根源故也”，而至閻若璩已不逮，“體例不免傖陋，氣象矜忿迫隘，悻悻然類小丈夫之所發(fā)”，不及“王、顧兩家淵懿淳蓄、話意深厚、類例有倫”，方氏認為此“存乎其人之識與養(yǎng)”，而“識與養(yǎng)”即存乎人之“本領(lǐng)根源”。所以他盡管批評顧亭林等人禁言心性，為博溺于心之語，開啟后來乾嘉學風，但亦承認顧亭林輩于“立身大節(jié)、學問根柢，不愧通儒”。
　　方東樹于清初講程朱的理學家中最推崇張履祥和陸隴其。道光十六年(1836)秋，方東樹之弟子蘇悖元攜張楊園(履祥)全集來示，東樹讀后，“信悅服如凍餓者之獲饔飧布帛”。他稱道：
2 m! }+ e* N' P, y( v; \; H　　近代真儒，惟陸清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為得洛閩正傳。自陳(白沙)、湛(若水)不主敬，高(攀龍)、顧(憲成)不識性，山陰(劉宗周)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清獻與先生實為迷途之明燭矣。
　　認為張楊園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在于辨陽明之失，訂陽明之誤，故深信前輩稱楊園為“朱子后一人非虛語”，故在謁見學使嘉興沈維躪侍郎時“啟告以宜奏請從祀，并為刊布遺書”，極蒙沈嘉許，且授以陳梓所訂年譜，方歸而讀之，惜其尚未盡善，故屬弟子蘇悖元重為編次。可見方東樹對張楊園之著作思想極為重視。
# p5 {  ~! v7 y 　　陸隴其一生亦宗朱子學說，著有《讀朱隨筆》、《三魚堂文集》等，嚴辨王學之失，十分堅決地崇朱辟王。

3 ?) E" j- u2 k! i, K0 Y& E他在反省明代學術(shù)之失和明亡歷史教訓后，認為應當尊崇程朱之學，主張躬行實踐，以程朱之“實”補姚江之“虛”。他想通過重建朱子學說的權(quán)威來糾正王學空疏誤國的偏失。在學術(shù)宗旨上，張楊園、陸隴其等基本一致，他們雖然并未越出理學的蕃籬，但要求把理學從空疏引向篤實，這是與明清之際實學思潮的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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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8 `# \2 ^　　據(jù)蕭穆記載，方東樹得清初王源的《居業(yè)堂文集》二十卷，讀后于上書：“此集乃文獻所寄，宇宙不朽之編，非尋常文士之比，學者當共惜之�！奔�中丹黃評語極細。王源，字昆繩，乃顏元的第二大弟子，與李塔同門，他特別痛恨理學虛偽之病和門戶之爭。張舜徽在《清人文集別錄》中指出：“東樹一生，以衛(wèi)道自任，于世儒之非毀程朱者，詆斥不遺余力，而推重王氏此集至于如此，良由源之宗旨正大，議論宏通，可以感人者為不淺也。”我認為，除此以外，王源的經(jīng)世思想也是方東樹認同他著作的一個原因。王源以為社稷生民建功立業(yè)為最大心愿，因此，他的文集中多經(jīng)世之略，有論兵法之文，有論地理形勢之文，有探討土地、田租、商稅問題的文章，也有對現(xiàn)行政府官僚制度提出了切實改革方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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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東樹所生活經(jīng)歷的嘉、道之際，正是清帝國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時期，方目睹乾嘉學術(shù)界埋首考據(jù)與現(xiàn)實脫離的風氣及社會國家日益動蕩不安的局面，深深感到“知識學問與現(xiàn)實世界的斷裂”所帶來的危機感，故批評乾嘉學者“學不知要，敝精耗神，與之畢世，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生益處”。指出他們所謂的學問，不是真正的學問，只能稱之為“嗜好”，無用于國家社會人民，而真正的“君子之學”，應當“崇德修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于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能夠由己及人，達到體用皆治。方東樹于此際提倡經(jīng)世致用，一方面與當時龔自珍、魏源、陶澍等倡導的經(jīng)世潮流暗合，一方面也繼承了清初學者實學致用的學術(shù)思想，用以針砭現(xiàn)實世界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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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　張忠平 論方東樹的學術(shù)淵源 龔　敏

程璟

方漢良，應該是桂林方十四世。居孔城南山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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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樹(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晚年以“儀衛(wèi)”名軒，學者稱儀衛(wèi)先生。在清代中期學術(shù)史上，他以《漢學商兌》一書聞名，被視為與漢學對抗的宋學勢力的代表。他七十時有詩云：“觀妙同門叩玄牝，發(fā)書陳篋汰陰符”(《再讀放翁七十詩句》)二句，自注曰：“少時曾注《道德》、《陰符》二經(jīng)，老甘息機，《道德》時所研尋，《陰符》為無用矣。”他少時曾作《屠龍子釋義》和《陰符經(jīng)解》，二十八歲時作《老子章義》。在與姚瑩的一封書信中他自道：“十八九時，讀孟子書，憮然悟?qū)W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為，性喜莊、老及程、朱、陸、王諸賢書。讀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發(fā)者�！笨梢娖渖贂r為學頗雜，然于百家之學中，卻顯然更鐘情于義理心性之學，這與當時所尚是背道而馳的。當他二十八歲授經(jīng)陳用光家時，致書姚鼐，自述“近大用功心性之學”，姚鼐聞此，在與同鄉(xiāng)學者胡虔的一封書簡中表達了極大的欣慰和寄望之情，謂“若果爾，則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彼�三十歲時，姚鼐又在與陳用光的一封書簡中贊許道：“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狈綎|樹博觀百家之書。然其自謂“少時亦嘗泛濫百家，惟于朱子言有獨契，覺其言言當于人心，無毫發(fā)不合，直與孔、曾、思、孟無二，以觀他家，則皆不能無疑滯焉�！庇纱丝芍�方東樹選擇朱子之學作為自己的為學宗旨是個人興趣的選擇和獨立思考的結(jié)果。除此之外。其家學、師學、桐城理學風氣及清初學風的影響也是形成他思想特色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從家學、師承、桐城理學風氣及清初學風這四個方面來討論方東樹的學術(shù)思想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