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的開拓——略論吳汝綸與張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yao1605

　                         先 行 的 開 拓
　　　　　　　　　——略論吳汝綸與張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內(nèi)容提要 甲午戰(zhàn)后，教育救國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先行者吳汝綸和張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舉，力主廢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學；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討，進一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先賢的蓽路藍縷之效，從而能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 吳汝綸 張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馬關之約，國人震動；八國侵華，辛丑定約，國勢危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發(fā)了一批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與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作艱難的摸索，尋找救國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國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梢哉f，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長史。如果討論近代教育，我們無法回避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吳汝綸，另一位是江蘇南通的張謇，他們都對中國近代教育起蓽路藍縷之效，而且兩人都承傳桐城文派 ，良師益友，情交篤厚，往來密切。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舉人，四年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作幕府，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稱“曾門四弟子”。后參李鴻章幕，掌奏議。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壽州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張裕釗返武昌，汝綸辭官，繼任院長。二十八年清廷召開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他加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學制，于九月歸國，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建第一所普通中學堂——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十六歲中秀才。后充任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僚，繼于書院掌教。光緒二十年（1894）春，入京會考，殿試點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日深。目睹十九世紀末年清政府腐敗、國事日非，毅然拋棄仕途而走上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兩人在文學、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處，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吳汝綸、張謇作為靠封建科舉制度進身的官吏，作為正統(tǒng)主流文化的負載者，從基本意義上具有本位文化異體排他性的主導功能，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墒聦嵤�，他們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身處仕途廟堂還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國，主西學、廢科舉，立學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親，勉力所為。有基如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進行一些探討。
　　　　　　　　　　　　洞悉科舉，力主廢除
　　張謇與吳汝綸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局限在這個固有的轂中，而是對科舉制度的弊端與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后期大師，未囿傳統(tǒng)，而是銳意拓新，其門人賀濤曾說：“三十年前，先生嘗以新學倡天下矣” 。甲午戰(zhàn)后，改革教育成為社會的焦點，關于科舉當時存在著“逐步廢除”和“立即廢除”的主張，時人除吳汝綸旗幟鮮明，敢為人先，力主廢除外，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主“緩廢”。針對科舉他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革無濟于事，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反對休克療法。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學，而是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 主張用外國學校的辦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除科舉，只是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拔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興學校，人才不興�！彼�在考察日本的時候，仍然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無庸置疑，張謇也接受著正統(tǒng)儒學教育。綜觀少年時代張謇讀的書無非也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后師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張裕釗、吳汝綸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舊教育制度，致力發(fā)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動力。他曾說“以讀書勵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 。前后參加鄉(xiāng)試6次，會試5次，殿試1次，從小考到大魁，共經(jīng)過縣、州、院試、歲科試、優(yōu)行試、考到、錄科等試。直到四十二歲才金榜題名。
　　然而，金榜之后，雖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駕，西太后乘轎，悠然而過，其心悵然。后來父親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陰陽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說：“一等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舉制度摧殘人才，腐朽至極，“遂一意斷仕進” ，由此萌發(fā)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思想，并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實踐。又如他對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雖不盡贊同，但也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強學會，撰寫《變法平議》，提出：“普興學校，酌變科舉”。時盤轉動，1905年，千年之科舉在風雨飄搖中最終走向末路黃泉，這足以證明吳、張力廢科舉思想的不朽。
　　　　　　　　　　　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
　　吳汝綸和張謇都將人才的培養(yǎng)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zhàn)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予施展才華的機會。“學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空銜可以鼓勵” ，也就是說，對于人才的使用必須人盡其才，用之有道。
　　吳汝綸在深州時即有“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 后來移官冀州，銳意興學，為政靈活，不作墨守陳規(guī)，“時時求其士之賢又文章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為興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 他首創(chuàng)中、西兩學堂，聘請英國、日本各地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經(jīng)自謂：“每得一士，雖戰(zhàn)勝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賀濤、姚永樸等。
　　他秉承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美德和對中國時局敏銳的觀察力，認識到“此時國力極弱，由于上下無人，人才之興，必由學校�！�…非各立學堂，認真講求聲、光、電、化之學，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積極投身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從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樾滤枷氲膫鞑フ�，并�?902年出訪日本進行學制考察，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奠定了基礎，寫成堪稱中國向外國學習新教育的第一部專著《東游叢錄》。正如美國地質學家也是教育學家的麥美德評價說：“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
　　張謇一生同樣經(jīng)歷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nèi)憂外患，紛至沓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就是希望國富民強。欲達富強御敵之目的，在他看來，惟有對內(nèi)改良政治，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他曾代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闡明救亡主張，要求強國防、開新學、倡商務、求工藝、出洋考察。他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相比，指出：“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yè)，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 認為“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足，知識之本，基于教育”，“國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強調(diào)教育是立國自強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長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jīng)古書院等多年，以他的經(jīng)歷地位而興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并頒布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第二年在他家鄉(xiāng)南通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并聘請王國維、梁啟超、杜威、梅蘭芳等來南通講學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還從日本騁請了多名教員和技師，前來辦學辦廠。
　　他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培養(yǎng)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畢業(yè)生散布于全國十三個省區(qū)的紡織、農(nóng)水、商業(yè)、漁業(yè)、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部門，成為發(fā)展這些地區(qū)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骨干力量。并隨著新學校和所學科的建立，各類近代化人才不斷涌現(xiàn)，直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學
　　吳、張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雖退伏草野，游走鄉(xiāng)間，依然心系國運。正如吳汝綸對張裕釗所說：“唯聞國進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師建立的時候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 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之后，吳汝綸更加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 在世變益亟，環(huán)海各國竟自富強的情況下，人們對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學內(nèi)容上，也不滿足于西學的皮毛，開始從“廣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圍內(nèi)對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興學校，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教育。作為先行者的吳汝綸更是呼吁：“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容緩之事” ，“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學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學習它呢？首先聘請外籍教師來華。“欲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 ，否則難以造就真正懂西學的人才。他在蓮池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請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內(nèi)任教師。其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出國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吳汝綸在答應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學大臣張百熙提出請求：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其心正如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寫：“近者敝國朝廷，懲前毖后，變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適用，壯年早日退閑，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為！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職，且欲一窺貴國美富。是為蹈海能游�！� 以63歲高齡，在日本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聽取對日本教育狀況的全面介紹，并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東京等地冒著酷暑連日參觀各類中小學校、師范學校、女子學校以及各類專業(yè)學校近40所，對各個學校的學制、學校組織、教材、課程設置、學校布置、教室、宿舍、師資、教學儀器設備等，無不詳細咨詢，記錄備案。并廣泛接見政界要人和學者，聽取他們的意見，連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見了他。當時的東京《朝日新聞》評說：“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豪俊者，殆絕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為京師大學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巖谷孫藏等日本教習，又推薦留日學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對留學生戢元丞等設立的教科書譯輯社大加褒揚，要求朝廷給予獎勵。同時，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鼓勵海外留學。所以在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桐城中學最初幾屆畢業(yè)生中出國留學者過半 。
    更難得可貴的是，吳汝綸又不盲從西方教育，認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與之相應，快速辦學，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中國貧窮落后，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竊料學校新立，來學者必不能多，無取多備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隨時增構足矣�！� 他很贊同日本教育家所說的“興學不在屋宇之廣” ，提倡節(jié)儉。
    同樣，張謇也是一位思想開放、富于戰(zhàn)略的教育家。他意識到辦教育“既須順適應世界大勢之潮，又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復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納方” 。力主“仿效東西各邦”學制，“善取法于各國參究之后”來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張謇的許多教育主張，都是在認真考察和學習外國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diào)，學習外國經(jīng)驗要合我國情、利我之用，學其實質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對盲目照搬，他說：“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他們的風俗也是不同的�！�…試把三國（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國來，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張應“當酌準地方情形，棄瑕錄瑜”，決不可教條搬用。否則“悴力勞神，以造成許多罪惡，殊不為取” 。
    張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認為中日兩國，地相近，習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主張學習日本，向海外多派游歷人員，對日本變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贊賞，渴望親自去日本實地考察，只因國事變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吳汝綸訪日歸來，第二天，張謇和羅振玉便登門拜訪，討論教育問題。至1903年4月，在吳汝綸、羅振玉以及繆荃孫等好友的勸說和推動下，張謇終能夢圓，東渡扶桑，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然張謇的游歷“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 ，他參觀了35處教育機關，從學校制度、辦學方式、課程設置、教育方法，到學校設備、教室大小，甚至窗戶面積等，一一加以注意。認真考察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一些辦學經(jīng)驗。通過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競爭，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也，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 世界競爭，乃是教育的競爭。因而他更加重視和投身教育事業(yè)，不論提什么建議，都把興學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見，吳、張二人都倡導對外學習與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近代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
    破除舊制不易，創(chuàng)立新制更難。他們在主張廢除舊制度的同時，還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興辦新式學堂。
    吳汝綸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yè)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并認為中國“欲自立于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為的，必行國民教育，必須開辦師范學堂” 。對能普及義務教育，師資是第一要務，他十分贊同日本教育家日戶勝郎的觀點：“清國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師范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民之教育之教員。養(yǎng)成教員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務也�！�
    1902年冬，他從日本考察回來，由于受到反對派的擠壓，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鄉(xiāng)桐城�；貋砗笏麌I心瀝血創(chuàng)辦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這是他垂暮之年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為學堂聘請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為教習。在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時，他對桐城的紳士提到：“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表達了辦新學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中學成立后，他親筆書寫楹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聯(lián)：“勉成國器”。這些都集中的表現(xiàn)了他鼎新教育，培養(yǎng)人才，挽救民族的強烈愿望，也深深體現(xiàn)了吳汝綸對新式教育與國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首先他特別重視教育中的師范，說：“教不可無師”，“師必出師范”，“師范乃教育之母” 。同時認為要提高這個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
    1902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后即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制定《私立師范學校章程》，并于翌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通州師范。其為師范學校的題詞“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更是體現(xiàn)了他“廣博、實用”的教育觀。接著他又創(chuàng)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大學，分設農(nóng)科、醫(y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chuàng)辦高等農(nóng)業(yè)院校之始。有人統(tǒng)計，張謇先后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335所，中學和專業(yè)學校10多所，大學一所，職業(yè)學校21所 。其數(shù)量大、范圍廣、效果好。張謇在教育的實踐中更是創(chuàng)造出“以實業(yè)輔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實業(yè)”的模式，強調(diào)教育為社會經(jīng)濟服務，經(jīng)濟回報教育。
    張謇辦學后，又認為“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征也。商羊萍實，圣人知之；后世經(jīng)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庇薪▏�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嘆：“縷縷此心，貫于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于數(shù)十百年之后，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積，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張謇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選擇通州師范學校校河西面，遷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戶作為基地，營建了一個公共植物園，占地40余畝，在南通率先進行創(chuàng)建博物苑的實踐。到1914年，經(jīng)過十載苦心經(jīng)營，南通博物苑已擁有較為豐富的收藏，建成天然、歷史、教育、美術四部，并成為各個學校實習參觀的基地。此后歷年有所擴充，到1933年孫鉞辭職清點移交時，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號，其總價值據(jù)說不少于50余萬元。 以個人之力成此偉業(yè)實是難得可貴，從中更是體現(xiàn)了張謇堅忍不拔、努力營造教育環(huán)境的可貴思想。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靈魂，他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無不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fā)展的趨勢。吳汝綸和張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承上啟下，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輝的一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們力廢科舉、倡導西學、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見依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耙淮�巨師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能更好的去認識與學習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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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nèi)容提要 甲午戰(zhàn)后，教育救國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先行者吳汝綸和張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舉，力主廢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學；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討，進一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先賢的蓽路藍縷之效，從而能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 吳汝綸 張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馬關之約，國人震動；八國侵華，辛丑定約，國勢危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發(fā)了一批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與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作艱難的摸索，尋找救國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國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梢哉f，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長史。如果討論近代教育，我們無法回避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吳汝綸，另一位是江蘇南通的張謇，他們都對中國近代教育起蓽路藍縷之效，而且兩人都承傳桐城文派 ，良師益友，情交篤厚，往來密切。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舉人，四年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作幕府，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稱“曾門四弟子”。后參李鴻章幕，掌奏議。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壽州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張裕釗返武昌，汝綸辭官，繼任院長。二十八年清廷召開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他加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學制，于九月歸國，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建第一所普通中學堂——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十六歲中秀才。后充任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僚，繼于書院掌教。光緒二十年（1894）春，入京會考，殿試點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日深。目睹十九世紀末年清政府腐敗、國事日非，毅然拋棄仕途而走上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兩人在文學、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處，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吳汝綸、張謇作為靠封建科舉制度進身的官吏，作為正統(tǒng)主流文化的負載者，從基本意義上具有本位文化異體排他性的主導功能，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墒聦嵤牵�他們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身處仕途廟堂還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國，主西學、廢科舉，立學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親，勉力所為。有基如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進行一些探討。
　　　　　　　　　　　　洞悉科舉，力主廢除
　　張謇與吳汝綸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局限在這個固有的轂中，而是對科舉制度的弊端與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后期大師，未囿傳統(tǒng)，而是銳意拓新，其門人賀濤曾說：“三十年前，先生嘗以新學倡天下矣” 。甲午戰(zhàn)后，改革教育成為社會的焦點，關于科舉當時存在著“逐步廢除”和“立即廢除”的主張，時人除吳汝綸旗幟鮮明，敢為人先，力主廢除外，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主“緩廢”。針對科舉他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革無濟于事，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反對休克療法。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學，而是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 主張用外國學校的辦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除科舉，只是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拔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興學校，人才不興�！彼�在考察日本的時候，仍然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無庸置疑，張謇也接受著正統(tǒng)儒學教育。綜觀少年時代張謇讀的書無非也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后師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張裕釗、吳汝綸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舊教育制度，致力發(fā)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動力。他曾說“以讀書勵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 。前后參加鄉(xiāng)試6次，會試5次，殿試1次，從小考到大魁，共經(jīng)過縣、州、院試、歲科試、優(yōu)行試、考到、錄科等試。直到四十二歲才金榜題名。
　　然而，金榜之后，雖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駕，西太后乘轎，悠然而過，其心悵然。后來父親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陰陽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說：“一等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舉制度摧殘人才，腐朽至極，“遂一意斷仕進” ，由此萌發(fā)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思想，并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實踐。又如他對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雖不盡贊同，但也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強學會，撰寫《變法平議》，提出：“普興學校，酌變科舉”。時盤轉動，1905年，千年之科舉在風雨飄搖中最終走向末路黃泉，這足以證明吳、張力廢科舉思想的不朽。
　　　　　　　　　　　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
　　吳汝綸和張謇都將人才的培養(yǎng)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zhàn)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予施展才華的機會。“學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空銜可以鼓勵” ，也就是說，對于人才的使用必須人盡其才，用之有道。
　　吳汝綸在深州時即有“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 后來移官冀州，銳意興學，為政靈活，不作墨守陳規(guī)，“時時求其士之賢又文章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為興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 他首創(chuàng)中、西兩學堂，聘請英國、日本各地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經(jīng)自謂：“每得一士，雖戰(zhàn)勝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賀濤、姚永樸等。
　　他秉承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美德和對中國時局敏銳的觀察力，認識到“此時國力極弱，由于上下無人，人才之興，必由學校�！�…非各立學堂，認真講求聲、光、電、化之學，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積極投身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從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樾滤枷氲膫鞑フ�，并�?902年出訪日本進行學制考察，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奠定了基礎，寫成堪稱中國向外國學習新教育的第一部專著《東游叢錄》。正如美國地質學家也是教育學家的麥美德評價說：“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
　　張謇一生同樣經(jīng)歷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nèi)憂外患，紛至沓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就是希望國富民強。欲達富強御敵之目的，在他看來，惟有對內(nèi)改良政治，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他曾代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闡明救亡主張，要求強國防、開新學、倡商務、求工藝、出洋考察。他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相比，指出：“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yè)，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 認為“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足，知識之本，基于教育”，“國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強調(diào)教育是立國自強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長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jīng)古書院等多年，以他的經(jīng)歷地位而興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并頒布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第二年在他家鄉(xiāng)南通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并聘請王國維、梁啟超、杜威、梅蘭芳等來南通講學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還從日本騁請了多名教員和技師，前來辦學辦廠。
　　他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培養(yǎng)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畢業(yè)生散布于全國十三個省區(qū)的紡織、農(nóng)水、商業(yè)、漁業(yè)、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部門，成為發(fā)展這些地區(qū)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骨干力量。并隨著新學校和所學科的建立，各類近代化人才不斷涌現(xiàn)，直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學
　　吳、張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雖退伏草野，游走鄉(xiāng)間，依然心系國運。正如吳汝綸對張裕釗所說：“唯聞國進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師建立的時候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 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之后，吳汝綸更加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 在世變益亟，環(huán)海各國竟自富強的情況下，人們對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學內(nèi)容上，也不滿足于西學的皮毛，開始從“廣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圍內(nèi)對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興學校，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教育。作為先行者的吳汝綸更是呼吁：“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容緩之事” ，“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學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學習它呢？首先聘請外籍教師來華�！坝�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 ，否則難以造就真正懂西學的人才。他在蓮池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請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內(nèi)任教師。其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出國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吳汝綸在答應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學大臣張百熙提出請求：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其心正如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寫：“近者敝國朝廷，懲前毖后，變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適用，壯年早日退閑，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為！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職，且欲一窺貴國美富。是為蹈海能游�！� 以63歲高齡，在日本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聽取對日本教育狀況的全面介紹，并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東京等地冒著酷暑連日參觀各類中小學校、師范學校、女子學校以及各類專業(yè)學校近40所，對各個學校的學制、學校組織、教材、課程設置、學校布置、教室、宿舍、師資、教學儀器設備等，無不詳細咨詢，記錄備案。并廣泛接見政界要人和學者，聽取他們的意見，連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見了他。當時的東京《朝日新聞》評說：“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豪俊者，殆絕僅有�！痹谒�的努力下，他為京師大學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巖谷孫藏等日本教習，又推薦留日學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對留學生戢元丞等設立的教科書譯輯社大加褒揚，要求朝廷給予獎勵。同時，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鼓勵海外留學。所以在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桐城中學最初幾屆畢業(yè)生中出國留學者過半 。
    更難得可貴的是，吳汝綸又不盲從西方教育，認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與之相應，快速辦學，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中國貧窮落后，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案`料學校新立，來學者必不能多，無取多備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隨時增構足矣。” 他很贊同日本教育家所說的“興學不在屋宇之廣” ，提倡節(jié)儉。
    同樣，張謇也是一位思想開放、富于戰(zhàn)略的教育家。他意識到辦教育“既須順適應世界大勢之潮，又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復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納方” 。力主“仿效東西各邦”學制，“善取法于各國參究之后”來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張謇的許多教育主張，都是在認真考察和學習外國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diào)，學習外國經(jīng)驗要合我國情、利我之用，學其實質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對盲目照搬，他說：“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他們的風俗也是不同的�！�…試把三國（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國來，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張應“當酌準地方情形，棄瑕錄瑜”，決不可教條搬用。否則“悴力勞神，以造成許多罪惡，殊不為取” 。
    張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認為中日兩國，地相近，習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主張學習日本，向海外多派游歷人員，對日本變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贊賞，渴望親自去日本實地考察，只因國事變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吳汝綸訪日歸來，第二天，張謇和羅振玉便登門拜訪，討論教育問題。至1903年4月，在吳汝綸、羅振玉以及繆荃孫等好友的勸說和推動下，張謇終能夢圓，東渡扶桑，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然張謇的游歷“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 ，他參觀了35處教育機關，從學校制度、辦學方式、課程設置、教育方法，到學校設備、教室大小，甚至窗戶面積等，一一加以注意。認真考察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一些辦學經(jīng)驗。通過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競爭，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也，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 世界競爭，乃是教育的競爭。因而他更加重視和投身教育事業(yè)，不論提什么建議，都把興學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見，吳、張二人都倡導對外學習與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近代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
    破除舊制不易，創(chuàng)立新制更難。他們在主張廢除舊制度的同時，還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興辦新式學堂。
    吳汝綸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yè)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并認為中國“欲自立于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為的，必行國民教育，必須開辦師范學堂” 。對能普及義務教育，師資是第一要務，他十分贊同日本教育家日戶勝郎的觀點：“清國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師范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民之教育之教員。養(yǎng)成教員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務也。”
    1902年冬，他從日本考察回來，由于受到反對派的擠壓，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鄉(xiāng)桐城。回來后他嘔心瀝血創(chuàng)辦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這是他垂暮之年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為學堂聘請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為教習。在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時，他對桐城的紳士提到：“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表達了辦新學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中學成立后，他親筆書寫楹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聯(lián)：“勉成國器”。這些都集中的表現(xiàn)了他鼎新教育，培養(yǎng)人才，挽救民族的強烈愿望，也深深體現(xiàn)了吳汝綸對新式教育與國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首先他特別重視教育中的師范，說：“教不可無師”，“師必出師范”，“師范乃教育之母” 。同時認為要提高這個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
    1902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后即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制定《私立師范學校章程》，并于翌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通州師范。其為師范學校的題詞“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更是體現(xiàn)了他“廣博、實用”的教育觀。接著他又創(chuàng)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大學，分設農(nóng)科、醫(y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chuàng)辦高等農(nóng)業(yè)院校之始。有人統(tǒng)計，張謇先后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335所，中學和專業(yè)學校10多所，大學一所，職業(yè)學校21所 。其數(shù)量大、范圍廣、效果好。張謇在教育的實踐中更是創(chuàng)造出“以實業(yè)輔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實業(yè)”的模式，強調(diào)教育為社會經(jīng)濟服務，經(jīng)濟回報教育。
    張謇辦學后，又認為“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征也。商羊萍實，圣人知之；后世經(jīng)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庇薪▏�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嘆：“縷縷此心，貫于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于數(shù)十百年之后，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積，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張謇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選擇通州師范學校校河西面，遷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戶作為基地，營建了一個公共植物園，占地40余畝，在南通率先進行創(chuàng)建博物苑的實踐。到1914年，經(jīng)過十載苦心經(jīng)營，南通博物苑已擁有較為豐富的收藏，建成天然、歷史、教育、美術四部，并成為各個學校實習參觀的基地。此后歷年有所擴充，到1933年孫鉞辭職清點移交時，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號，其總價值據(jù)說不少于50余萬元。 以個人之力成此偉業(yè)實是難得可貴，從中更是體現(xiàn)了張謇堅忍不拔、努力營造教育環(huán)境的可貴思想。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靈魂，他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無不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fā)展的趨勢。吳汝綸和張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承上啟下，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輝的一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們力廢科舉、倡導西學、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見依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耙淮�巨師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能更好的去認識與學習先賢。

yao1605

　                         先 行 的 開 拓
　　　　　　　　　——略論吳汝綸與張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內(nèi)容提要 甲午戰(zhàn)后，教育救國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先行者吳汝綸和張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舉，力主廢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學；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討，進一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先賢的蓽路藍縷之效，從而能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 吳汝綸 張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馬關之約，國人震動；八國侵華，辛丑定約，國勢危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發(fā)了一批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與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作艱難的摸索，尋找救國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國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梢哉f，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長史。如果討論近代教育，我們無法回避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吳汝綸，另一位是江蘇南通的張謇，他們都對中國近代教育起蓽路藍縷之效，而且兩人都承傳桐城文派 ，良師益友，情交篤厚，往來密切。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舉人，四年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作幕府，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稱“曾門四弟子”。后參李鴻章幕，掌奏議。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壽州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張裕釗返武昌，汝綸辭官，繼任院長。二十八年清廷召開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他加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學制，于九月歸國，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建第一所普通中學堂——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十六歲中秀才。后充任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僚，繼于書院掌教。光緒二十年（1894）春，入京會考，殿試點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日深。目睹十九世紀末年清政府腐敗、國事日非，毅然拋棄仕途而走上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兩人在文學、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處，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吳汝綸、張謇作為靠封建科舉制度進身的官吏，作為正統(tǒng)主流文化的負載者，從基本意義上具有本位文化異體排他性的主導功能，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墒聦嵤�，他們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身處仕途廟堂還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國，主西學、廢科舉，立學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親，勉力所為。有基如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進行一些探討。
　　　　　　　　　　　　洞悉科舉，力主廢除
　　張謇與吳汝綸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局限在這個固有的轂中，而是對科舉制度的弊端與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后期大師，未囿傳統(tǒng)，而是銳意拓新，其門人賀濤曾說：“三十年前，先生嘗以新學倡天下矣” 。甲午戰(zhàn)后，改革教育成為社會的焦點，關于科舉當時存在著“逐步廢除”和“立即廢除”的主張，時人除吳汝綸旗幟鮮明，敢為人先，力主廢除外，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主“緩廢”。針對科舉他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革無濟于事，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反對休克療法。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學，而是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 主張用外國學校的辦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除科舉，只是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拔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興學校，人才不興�！彼�在考察日本的時候，仍然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非請�？婆e，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無庸置疑，張謇也接受著正統(tǒng)儒學教育。綜觀少年時代張謇讀的書無非也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后師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張裕釗、吳汝綸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舊教育制度，致力發(fā)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動力。他曾說“以讀書勵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 。前后參加鄉(xiāng)試6次，會試5次，殿試1次，從小考到大魁，共經(jīng)過縣、州、院試、歲科試、優(yōu)行試、考到、錄科等試。直到四十二歲才金榜題名。
　　然而，金榜之后，雖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駕，西太后乘轎，悠然而過，其心悵然。后來父親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陰陽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說：“一等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舉制度摧殘人才，腐朽至極，“遂一意斷仕進” ，由此萌發(fā)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思想，并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實踐。又如他對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雖不盡贊同，但也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強學會，撰寫《變法平議》，提出：“普興學校，酌變科舉”。時盤轉動，1905年，千年之科舉在風雨飄搖中最終走向末路黃泉，這足以證明吳、張力廢科舉思想的不朽。
　　　　　　　　　　　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
　　吳汝綸和張謇都將人才的培養(yǎng)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zhàn)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予施展才華的機會�！皩W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空銜可以鼓勵” ，也就是說，對于人才的使用必須人盡其才，用之有道。
　　吳汝綸在深州時即有“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 后來移官冀州，銳意興學，為政靈活，不作墨守陳規(guī)，“時時求其士之賢又文章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為興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 他首創(chuàng)中、西兩學堂，聘請英國、日本各地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經(jīng)自謂：“每得一士，雖戰(zhàn)勝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賀濤、姚永樸等。
　　他秉承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美德和對中國時局敏銳的觀察力，認識到“此時國力極弱，由于上下無人，人才之興，必由學校�！�…非各立學堂，認真講求聲、光、電、化之學，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積極投身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從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樾滤枷氲膫鞑フ撸�并�?902年出訪日本進行學制考察，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奠定了基礎，寫成堪稱中國向外國學習新教育的第一部專著《東游叢錄》。正如美國地質學家也是教育學家的麥美德評價說：“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
　　張謇一生同樣經(jīng)歷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nèi)憂外患，紛至沓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就是希望國富民強。欲達富強御敵之目的，在他看來，惟有對內(nèi)改良政治，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他曾代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闡明救亡主張，要求強國防、開新學、倡商務、求工藝、出洋考察。他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相比，指出：“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yè)，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 認為“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足，知識之本，基于教育”，“國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強調(diào)教育是立國自強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長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jīng)古書院等多年，以他的經(jīng)歷地位而興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并頒布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第二年在他家鄉(xiāng)南通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并聘請王國維、梁啟超、杜威、梅蘭芳等來南通講學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還從日本騁請了多名教員和技師，前來辦學辦廠。
　　他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培養(yǎng)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畢業(yè)生散布于全國十三個省區(qū)的紡織、農(nóng)水、商業(yè)、漁業(yè)、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部門，成為發(fā)展這些地區(qū)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骨干力量。并隨著新學校和所學科的建立，各類近代化人才不斷涌現(xiàn)，直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學
　　吳、張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雖退伏草野，游走鄉(xiāng)間，依然心系國運。正如吳汝綸對張裕釗所說：“唯聞國進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師建立的時候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 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之后，吳汝綸更加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 在世變益亟，環(huán)海各國竟自富強的情況下，人們對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學內(nèi)容上，也不滿足于西學的皮毛，開始從“廣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圍內(nèi)對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興學校，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教育。作為先行者的吳汝綸更是呼吁：“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容緩之事” ，“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學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學習它呢？首先聘請外籍教師來華�！坝�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 ，否則難以造就真正懂西學的人才。他在蓮池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請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內(nèi)任教師。其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出國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吳汝綸在答應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學大臣張百熙提出請求：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其心正如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寫：“近者敝國朝廷，懲前毖后，變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適用，壯年早日退閑，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為！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職，且欲一窺貴國美富。是為蹈海能游�！� 以63歲高齡，在日本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聽取對日本教育狀況的全面介紹，并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東京等地冒著酷暑連日參觀各類中小學校、師范學校、女子學校以及各類專業(yè)學校近40所，對各個學校的學制、學校組織、教材、課程設置、學校布置、教室、宿舍、師資、教學儀器設備等，無不詳細咨詢，記錄備案。并廣泛接見政界要人和學者，聽取他們的意見，連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見了他。當時的東京《朝日新聞》評說：“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豪俊者，殆絕僅有�！痹谒�的努力下，他為京師大學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巖谷孫藏等日本教習，又推薦留日學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對留學生戢元丞等設立的教科書譯輯社大加褒揚，要求朝廷給予獎勵。同時，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鼓勵海外留學。所以在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桐城中學最初幾屆畢業(yè)生中出國留學者過半 。
    更難得可貴的是，吳汝綸又不盲從西方教育，認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與之相應，快速辦學，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中國貧窮落后，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案`料學校新立，來學者必不能多，無取多備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隨時增構足矣�！� 他很贊同日本教育家所說的“興學不在屋宇之廣” ，提倡節(jié)儉。
    同樣，張謇也是一位思想開放、富于戰(zhàn)略的教育家。他意識到辦教育“既須順適應世界大勢之潮，又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復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納方” 。力主“仿效東西各邦”學制，“善取法于各國參究之后”來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張謇的許多教育主張，都是在認真考察和學習外國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diào)，學習外國經(jīng)驗要合我國情、利我之用，學其實質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對盲目照搬，他說：“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他們的風俗也是不同的。……試把三國（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國來，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張應“當酌準地方情形，棄瑕錄瑜”，決不可教條搬用。否則“悴力勞神，以造成許多罪惡，殊不為取” 。
    張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認為中日兩國，地相近，習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主張學習日本，向海外多派游歷人員，對日本變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贊賞，渴望親自去日本實地考察，只因國事變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吳汝綸訪日歸來，第二天，張謇和羅振玉便登門拜訪，討論教育問題。至1903年4月，在吳汝綸、羅振玉以及繆荃孫等好友的勸說和推動下，張謇終能夢圓，東渡扶桑，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然張謇的游歷“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 ，他參觀了35處教育機關，從學校制度、辦學方式、課程設置、教育方法，到學校設備、教室大小，甚至窗戶面積等，一一加以注意。認真考察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一些辦學經(jīng)驗。通過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競爭，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也，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 世界競爭，乃是教育的競爭。因而他更加重視和投身教育事業(yè)，不論提什么建議，都把興學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見，吳、張二人都倡導對外學習與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近代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
    破除舊制不易，創(chuàng)立新制更難。他們在主張廢除舊制度的同時，還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興辦新式學堂。
    吳汝綸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yè)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并認為中國“欲自立于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為的，必行國民教育，必須開辦師范學堂” 。對能普及義務教育，師資是第一要務，他十分贊同日本教育家日戶勝郎的觀點：“清國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師范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民之教育之教員。養(yǎng)成教員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務也�！�
    1902年冬，他從日本考察回來，由于受到反對派的擠壓，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鄉(xiāng)桐城。回來后他嘔心瀝血創(chuàng)辦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這是他垂暮之年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為學堂聘請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為教習。在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時，他對桐城的紳士提到：“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表達了辦新學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中學成立后，他親筆書寫楹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聯(lián)：“勉成國器”。這些都集中的表現(xiàn)了他鼎新教育，培養(yǎng)人才，挽救民族的強烈愿望，也深深體現(xiàn)了吳汝綸對新式教育與國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首先他特別重視教育中的師范，說：“教不可無師”，“師必出師范”，“師范乃教育之母” 。同時認為要提高這個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
    1902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后即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制定《私立師范學校章程》，并于翌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其為師范學校的題詞“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更是體現(xiàn)了他“廣博、實用”的教育觀。接著他又創(chuàng)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大學，分設農(nóng)科、醫(y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chuàng)辦高等農(nóng)業(yè)院校之始。有人統(tǒng)計，張謇先后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335所，中學和專業(yè)學校10多所，大學一所，職業(yè)學校21所 。其數(shù)量大、范圍廣、效果好。張謇在教育的實踐中更是創(chuàng)造出“以實業(yè)輔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實業(yè)”的模式，強調(diào)教育為社會經(jīng)濟服務，經(jīng)濟回報教育。
    張謇辦學后，又認為“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征也。商羊萍實，圣人知之；后世經(jīng)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庇薪▏�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嘆：“縷縷此心，貫于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于數(shù)十百年之后，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積，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張謇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選擇通州師范學校校河西面，遷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戶作為基地，營建了一個公共植物園，占地40余畝，在南通率先進行創(chuàng)建博物苑的實踐。到1914年，經(jīng)過十載苦心經(jīng)營，南通博物苑已擁有較為豐富的收藏，建成天然、歷史、教育、美術四部，并成為各個學校實習參觀的基地。此后歷年有所擴充，到1933年孫鉞辭職清點移交時，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號，其總價值據(jù)說不少于50余萬元。 以個人之力成此偉業(yè)實是難得可貴，從中更是體現(xiàn)了張謇堅忍不拔、努力營造教育環(huán)境的可貴思想。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靈魂，他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無不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fā)展的趨勢。吳汝綸和張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承上啟下，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輝的一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們力廢科舉、倡導西學、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見依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耙淮�巨師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能更好的去認識與學習先賢。

yao1605

　                         先 行 的 開 拓
　　　　　　　　　——略論吳汝綸與張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內(nèi)容提要 甲午戰(zhàn)后，教育救國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先行者吳汝綸和張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舉，力主廢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學；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討，進一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先賢的蓽路藍縷之效，從而能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 吳汝綸 張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馬關之約，國人震動；八國侵華，辛丑定約，國勢危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發(fā)了一批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與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作艱難的摸索，尋找救國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國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可以說，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長史。如果討論近代教育，我們無法回避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吳汝綸，另一位是江蘇南通的張謇，他們都對中國近代教育起蓽路藍縷之效，而且兩人都承傳桐城文派 ，良師益友，情交篤厚，往來密切。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舉人，四年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作幕府，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稱“曾門四弟子”。后參李鴻章幕，掌奏議。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壽州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張裕釗返武昌，汝綸辭官，繼任院長。二十八年清廷召開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他加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學制，于九月歸國，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建第一所普通中學堂——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十六歲中秀才。后充任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僚，繼于書院掌教。光緒二十年（1894）春，入京會考，殿試點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日深。目睹十九世紀末年清政府腐敗、國事日非，毅然拋棄仕途而走上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兩人在文學、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處，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吳汝綸、張謇作為靠封建科舉制度進身的官吏，作為正統(tǒng)主流文化的負載者，從基本意義上具有本位文化異體排他性的主導功能，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墒聦嵤�，他們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身處仕途廟堂還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國，主西學、廢科舉，立學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親，勉力所為。有基如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進行一些探討。
　　　　　　　　　　　　洞悉科舉，力主廢除
　　張謇與吳汝綸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局限在這個固有的轂中，而是對科舉制度的弊端與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后期大師，未囿傳統(tǒng)，而是銳意拓新，其門人賀濤曾說：“三十年前，先生嘗以新學倡天下矣” 。甲午戰(zhàn)后，改革教育成為社會的焦點，關于科舉當時存在著“逐步廢除”和“立即廢除”的主張，時人除吳汝綸旗幟鮮明，敢為人先，力主廢除外，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主“緩廢”。針對科舉他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革無濟于事，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反對休克療法。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學，而是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 主張用外國學校的辦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除科舉，只是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拔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興學校，人才不興�！彼�在考察日本的時候，仍然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非請�？婆e，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無庸置疑，張謇也接受著正統(tǒng)儒學教育。綜觀少年時代張謇讀的書無非也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后師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張裕釗、吳汝綸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舊教育制度，致力發(fā)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動力。他曾說“以讀書勵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 。前后參加鄉(xiāng)試6次，會試5次，殿試1次，從小考到大魁，共經(jīng)過縣、州、院試、歲科試、優(yōu)行試、考到、錄科等試。直到四十二歲才金榜題名。
　　然而，金榜之后，雖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駕，西太后乘轎，悠然而過，其心悵然。后來父親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陰陽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說：“一等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舉制度摧殘人才，腐朽至極，“遂一意斷仕進” ，由此萌發(fā)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思想，并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實踐。又如他對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雖不盡贊同，但也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強學會，撰寫《變法平議》，提出：“普興學校，酌變科舉”。時盤轉動，1905年，千年之科舉在風雨飄搖中最終走向末路黃泉，這足以證明吳、張力廢科舉思想的不朽。
　　　　　　　　　　　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
　　吳汝綸和張謇都將人才的培養(yǎng)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zhàn)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予施展才華的機會。“學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空銜可以鼓勵” ，也就是說，對于人才的使用必須人盡其才，用之有道。
　　吳汝綸在深州時即有“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 后來移官冀州，銳意興學，為政靈活，不作墨守陳規(guī)，“時時求其士之賢又文章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為興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 他首創(chuàng)中、西兩學堂，聘請英國、日本各地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經(jīng)自謂：“每得一士，雖戰(zhàn)勝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賀濤、姚永樸等。
　　他秉承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美德和對中國時局敏銳的觀察力，認識到“此時國力極弱，由于上下無人，人才之興，必由學校�！�…非各立學堂，認真講求聲、光、電、化之學，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積極投身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從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樾滤枷氲膫鞑フ撸�并�?902年出訪日本進行學制考察，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奠定了基礎，寫成堪稱中國向外國學習新教育的第一部專著《東游叢錄》。正如美國地質學家也是教育學家的麥美德評價說：“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
　　張謇一生同樣經(jīng)歷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nèi)憂外患，紛至沓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就是希望國富民強。欲達富強御敵之目的，在他看來，惟有對內(nèi)改良政治，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他曾代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闡明救亡主張，要求強國防、開新學、倡商務、求工藝、出洋考察。他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相比，指出：“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yè)，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 認為“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足，知識之本，基于教育”，“國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強調(diào)教育是立國自強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長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jīng)古書院等多年，以他的經(jīng)歷地位而興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并頒布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第二年在他家鄉(xiāng)南通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并聘請王國維、梁啟超、杜威、梅蘭芳等來南通講學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還從日本騁請了多名教員和技師，前來辦學辦廠。
　　他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培養(yǎng)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畢業(yè)生散布于全國十三個省區(qū)的紡織、農(nóng)水、商業(yè)、漁業(yè)、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部門，成為發(fā)展這些地區(qū)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骨干力量。并隨著新學校和所學科的建立，各類近代化人才不斷涌現(xiàn)，直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學
　　吳、張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雖退伏草野，游走鄉(xiāng)間，依然心系國運。正如吳汝綸對張裕釗所說：“唯聞國進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師建立的時候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 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之后，吳汝綸更加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 在世變益亟，環(huán)海各國竟自富強的情況下，人們對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學內(nèi)容上，也不滿足于西學的皮毛，開始從“廣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圍內(nèi)對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興學校，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教育。作為先行者的吳汝綸更是呼吁：“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容緩之事” ，“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學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學習它呢？首先聘請外籍教師來華�！坝�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 ，否則難以造就真正懂西學的人才。他在蓮池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請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內(nèi)任教師。其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出國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吳汝綸在答應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學大臣張百熙提出請求：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其心正如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寫：“近者敝國朝廷，懲前毖后，變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適用，壯年早日退閑，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為！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職，且欲一窺貴國美富。是為蹈海能游�！� 以63歲高齡，在日本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聽取對日本教育狀況的全面介紹，并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東京等地冒著酷暑連日參觀各類中小學校、師范學校、女子學校以及各類專業(yè)學校近40所，對各個學校的學制、學校組織、教材、課程設置、學校布置、教室、宿舍、師資、教學儀器設備等，無不詳細咨詢，記錄備案。并廣泛接見政界要人和學者，聽取他們的意見，連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見了他。當時的東京《朝日新聞》評說：“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豪俊者，殆絕僅有。”在他的努力下，他為京師大學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巖谷孫藏等日本教習，又推薦留日學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對留學生戢元丞等設立的教科書譯輯社大加褒揚，要求朝廷給予獎勵。同時，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鼓勵海外留學。所以在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桐城中學最初幾屆畢業(yè)生中出國留學者過半 。
    更難得可貴的是，吳汝綸又不盲從西方教育，認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與之相應，快速辦學，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中國貧窮落后，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案`料學校新立，來學者必不能多，無取多備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隨時增構足矣�！� 他很贊同日本教育家所說的“興學不在屋宇之廣” ，提倡節(jié)儉。
    同樣，張謇也是一位思想開放、富于戰(zhàn)略的教育家。他意識到辦教育“既須順適應世界大勢之潮，又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復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納方” 。力主“仿效東西各邦”學制，“善取法于各國參究之后”來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張謇的許多教育主張，都是在認真考察和學習外國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diào)，學習外國經(jīng)驗要合我國情、利我之用，學其實質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對盲目照搬，他說：“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他們的風俗也是不同的�！�…試把三國（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國來，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張應“當酌準地方情形，棄瑕錄瑜”，決不可教條搬用。否則“悴力勞神，以造成許多罪惡，殊不為取” 。
    張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認為中日兩國，地相近，習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主張學習日本，向海外多派游歷人員，對日本變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贊賞，渴望親自去日本實地考察，只因國事變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吳汝綸訪日歸來，第二天，張謇和羅振玉便登門拜訪，討論教育問題。至1903年4月，在吳汝綸、羅振玉以及繆荃孫等好友的勸說和推動下，張謇終能夢圓，東渡扶桑，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然張謇的游歷“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 ，他參觀了35處教育機關，從學校制度、辦學方式、課程設置、教育方法，到學校設備、教室大小，甚至窗戶面積等，一一加以注意。認真考察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一些辦學經(jīng)驗。通過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競爭，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也，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 世界競爭，乃是教育的競爭。因而他更加重視和投身教育事業(yè)，不論提什么建議，都把興學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見，吳、張二人都倡導對外學習與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近代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
    破除舊制不易，創(chuàng)立新制更難。他們在主張廢除舊制度的同時，還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興辦新式學堂。
    吳汝綸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yè)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并認為中國“欲自立于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為的，必行國民教育，必須開辦師范學堂” 。對能普及義務教育，師資是第一要務，他十分贊同日本教育家日戶勝郎的觀點：“清國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師范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民之教育之教員。養(yǎng)成教員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務也�！�
    1902年冬，他從日本考察回來，由于受到反對派的擠壓，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鄉(xiāng)桐城。回來后他嘔心瀝血創(chuàng)辦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這是他垂暮之年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為學堂聘請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為教習。在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時，他對桐城的紳士提到：“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表達了辦新學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中學成立后，他親筆書寫楹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聯(lián)：“勉成國器”。這些都集中的表現(xiàn)了他鼎新教育，培養(yǎng)人才，挽救民族的強烈愿望，也深深體現(xiàn)了吳汝綸對新式教育與國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首先他特別重視教育中的師范，說：“教不可無師”，“師必出師范”，“師范乃教育之母” 。同時認為要提高這個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
    1902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后即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制定《私立師范學校章程》，并于翌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通州師范。其為師范學校的題詞“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更是體現(xiàn)了他“廣博、實用”的教育觀。接著他又創(chuàng)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大學，分設農(nóng)科、醫(y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chuàng)辦高等農(nóng)業(yè)院校之始。有人統(tǒng)計，張謇先后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335所，中學和專業(yè)學校10多所，大學一所，職業(yè)學校21所 。其數(shù)量大、范圍廣、效果好。張謇在教育的實踐中更是創(chuàng)造出“以實業(yè)輔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實業(yè)”的模式，強調(diào)教育為社會經(jīng)濟服務，經(jīng)濟回報教育。
    張謇辦學后，又認為“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征也。商羊萍實，圣人知之；后世經(jīng)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庇薪▏�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嘆：“縷縷此心，貫于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于數(shù)十百年之后，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積，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張謇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選擇通州師范學校校河西面，遷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戶作為基地，營建了一個公共植物園，占地40余畝，在南通率先進行創(chuàng)建博物苑的實踐。到1914年，經(jīng)過十載苦心經(jīng)營，南通博物苑已擁有較為豐富的收藏，建成天然、歷史、教育、美術四部，并成為各個學校實習參觀的基地。此后歷年有所擴充，到1933年孫鉞辭職清點移交時，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號，其總價值據(jù)說不少于50余萬元。 以個人之力成此偉業(yè)實是難得可貴，從中更是體現(xiàn)了張謇堅忍不拔、努力營造教育環(huán)境的可貴思想。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靈魂，他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無不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fā)展的趨勢。吳汝綸和張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承上啟下，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輝的一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們力廢科舉、倡導西學、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見依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耙淮�巨師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能更好的去認識與學習先賢。

yao1605

　                         先 行 的 開 拓
　　　　　　　　　——略論吳汝綸與張謇教育思想的共性
　　　　　　　　　　　　　　 姚 海 升/文

　　內(nèi)容提要 甲午戰(zhàn)后，教育救國成為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先行者吳汝綸和張謇教育思想中洞悉科舉，力主廢除；放眼世界，提倡西學；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等共同特征的探討，進一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先賢的蓽路藍縷之效，從而能為今天的教育提供借鑒作用。
　　關鍵詞 吳汝綸 張謇 教育思想 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逐漸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馬關之約，國人震動；八國侵華，辛丑定約，國勢危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激發(fā)了一批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與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作艱難的摸索，尋找救國救民之道。而教育救國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之一，并圍繞著教育出現(xiàn)了各類社會思潮與裂變�？梢哉f，一部近代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探索史，一代民族精英成長史。如果討論近代教育，我們無法回避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安徽桐城吳汝綸，另一位是江蘇南通的張謇，他們都對中國近代教育起蓽路藍縷之效，而且兩人都承傳桐城文派 ，良師益友，情交篤厚，往來密切。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三年（1864）舉人，四年進士，授內(nèi)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作幕府，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稱“曾門四弟子”。后參李鴻章幕，掌奏議。先后任河北深州、冀州，安徽壽州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保定蓮池書院院長張裕釗返武昌，汝綸辭官，繼任院長。二十八年清廷召開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他加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五月，赴日本考察學制，于九月歸國，在故鄉(xiāng)創(chuàng)建第一所普通中學堂——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1903年病逝于桐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十六歲中秀才。后充任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僚，繼于書院掌教。光緒二十年（1894）春，入京會考，殿試點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民族危機日深。目睹十九世紀末年清政府腐敗、國事日非，毅然拋棄仕途而走上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回故里南通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教育文化事業(yè)。1926年5月，他不顧年邁力衰，還親自視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
　　兩人在文學、教育思想上都有相通之處，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吳汝綸、張謇作為靠封建科舉制度進身的官吏，作為正統(tǒng)主流文化的負載者，從基本意義上具有本位文化異體排他性的主導功能，有著對外來文化的抵抗排斥力 �？墒聦嵤牵�他們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身處仕途廟堂還是游走江湖，都全心致力于教育救國，主西學、廢科舉，立學校、造人才。并且事必躬親，勉力所為。有基如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征進行一些探討。
　　　　　　　　　　　　洞悉科舉，力主廢除
　　張謇與吳汝綸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并沒有局限在這個固有的轂中，而是對科舉制度的弊端與危害有著清醒的認識。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后期大師，未囿傳統(tǒng)，而是銳意拓新，其門人賀濤曾說：“三十年前，先生嘗以新學倡天下矣” 。甲午戰(zhàn)后，改革教育成為社會的焦點，關于科舉當時存在著“逐步廢除”和“立即廢除”的主張，時人除吳汝綸旗幟鮮明，敢為人先，力主廢除外，絕大多數(shù)官僚都主“緩廢”。針對科舉他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 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革無濟于事，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反對休克療法。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不改西人公學，而是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 主張用外國學校的辦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除科舉，只是廢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拔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興學校，人才不興�！彼�在考察日本的時候，仍然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非請�？婆e，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望鼎力支持。”
　　無庸置疑，張謇也接受著正統(tǒng)儒學教育。綜觀少年時代張謇讀的書無非也是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儒家經(jīng)典，后師承桐城派后期大家張裕釗、吳汝綸等，膺服于桐城派。但是對封建科舉制度的痛恨，是他勇于改革舊教育制度，致力發(fā)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動力。他曾說“以讀書勵取科名，守父母之命為職志” 。前后參加鄉(xiāng)試6次，會試5次，殿試1次，從小考到大魁，共經(jīng)過縣、州、院試、歲科試、優(yōu)行試、考到、錄科等試。直到四十二歲才金榜題名。
　　然而，金榜之后，雖身居宿僚，仍暴雨接駕，西太后乘轎，悠然而過，其心悵然。后來父親病危，匆忙回家，然父子已陰陽相隔，是以，他痛心疾首說：“一等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思之泣不可仰”。他痛感科舉制度摧殘人才，腐朽至極，“遂一意斷仕進” ，由此萌發(fā)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思想，并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化教育的實踐。又如他對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雖不盡贊同，但也主張廢科舉，興學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強學會，撰寫《變法平議》，提出：“普興學校，酌變科舉”。時盤轉動，1905年，千年之科舉在風雨飄搖中最終走向末路黃泉，這足以證明吳、張力廢科舉思想的不朽。
　　　　　　　　　　　求才養(yǎng)才，興國富民
　　吳汝綸和張謇都將人才的培養(yǎng)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zhàn)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予施展才華的機會。“學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空銜可以鼓勵” ，也就是說，對于人才的使用必須人盡其才，用之有道。
　　吳汝綸在深州時即有“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 后來移官冀州，銳意興學，為政靈活，不作墨守陳規(guī)，“時時求其士之賢又文章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為興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 。他在深州和冀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 他首創(chuàng)中、西兩學堂，聘請英國、日本各地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歐美等國先進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yǎng)更多的有用之才。其曾經(jīng)自謂：“每得一士，雖戰(zhàn)勝得一國，不足喻其喜也。” 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一大批杰出的才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賀濤、姚永樸等。
　　他秉承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致用的傳統(tǒng)美德和對中國時局敏銳的觀察力，認識到“此時國力極弱，由于上下無人，人才之興，必由學校。……非各立學堂，認真講求聲、光、電、化之學，不能自存。” 正如此，他能積極投身到中國的教育事業(yè)中，從一個舊式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樾滤枷氲膫鞑フ�，并�?902年出訪日本進行學制考察，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奠定了基礎，寫成堪稱中國向外國學習新教育的第一部專著《東游叢錄》。正如美國地質學家也是教育學家的麥美德評價說：“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及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
　　張謇一生同樣經(jīng)歷著中國大變動的時代，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內(nèi)憂外患，紛至沓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就是希望國富民強。欲達富強御敵之目的，在他看來，惟有對內(nèi)改良政治，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他曾代張之洞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闡明救亡主張，要求強國防、開新學、倡商務、求工藝、出洋考察。他把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相比，指出：“竊惟東西各邦其開化后于我國，而至今以來，政舉事業(yè)，且骎骎為文明之先導矣。撣考其故，實本于教育之普及，學校之勃興�！� 認為“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足，知識之本，基于教育”，“國存救亡，舍教育無由�！� 強調(diào)教育是立國自強之本，他說：“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于學。夫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前途。
　　他曾先后出長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jīng)古書院等多年，以他的經(jīng)歷地位而興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并頒布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第二年在他家鄉(xiāng)南通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并聘請王國維、梁啟超、杜威、梅蘭芳等來南通講學和表演。1903年他去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對日本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的考察，還從日本騁請了多名教員和技師，前來辦學辦廠。
　　他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學校，培養(yǎng)出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畢業(yè)生散布于全國十三個省區(qū)的紡織、農(nóng)水、商業(yè)、漁業(yè)、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部門，成為發(fā)展這些地區(qū)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yè)的骨干力量。并隨著新學校和所學科的建立，各類近代化人才不斷涌現(xiàn)，直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放眼世界，提倡西學
　　吳、張二人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雖退伏草野，游走鄉(xiāng)間，依然心系國運。正如吳汝綸對張裕釗所說：“唯聞國進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 他在北洋水師建立的時候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 尤其是甲午戰(zhàn)敗之后，吳汝綸更加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抵御侵略。他相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 在世變益亟，環(huán)海各國竟自富強的情況下，人們對教育改革的要求不再停留在教學內(nèi)容上，也不滿足于西學的皮毛，開始從“廣民智”的角度，要求更大范圍內(nèi)對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興學校，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教育。作為先行者的吳汝綸更是呼吁：“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容緩之事” ，“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 。
    西學如此重要，又怎么才能去學習它呢？首先聘請外籍教師來華�！坝�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 ，否則難以造就真正懂西學的人才。他在蓮池書院的時候就已經(jīng)聘請英人居格豪，日本人野口多內(nèi)任教師。其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出國考察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西方。所以，吳汝綸在答應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管學大臣張百熙提出請求：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其心正如給日本友人的信中所寫：“近者敝國朝廷，懲前毖后，變法求新�！�…某自度才不足以適用，壯年早日退閑，今老矣，精力衰竭，尚何能為！但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職，且欲一窺貴國美富。是為蹈海能游。” 以63歲高齡，在日本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先后十八次赴文部省，聽取對日本教育狀況的全面介紹，并在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東京等地冒著酷暑連日參觀各類中小學校、師范學校、女子學校以及各類專業(yè)學校近40所，對各個學校的學制、學校組織、教材、課程設置、學校布置、教室、宿舍、師資、教學儀器設備等，無不詳細咨詢，記錄備案。并廣泛接見政界要人和學者，聽取他們的意見，連明治天皇也破例召見了他。當時的東京《朝日新聞》評說：“中國來游官吏學生至多，如吳先生豪俊者，殆絕僅有�！痹谒�的努力下，他為京師大學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巖谷孫藏等日本教習，又推薦留日學生范濂源等任助教。他對留學生戢元丞等設立的教科書譯輯社大加褒揚，要求朝廷給予獎勵。同時，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鼓勵海外留學。所以在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桐城中學最初幾屆畢業(yè)生中出國留學者過半 。
    更難得可貴的是，吳汝綸又不盲從西方教育，認為教育既要符合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又要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急需人才，教育也需要與之相應，快速辦學，速成人才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中國貧窮落后，好鋼應該用在刀刃上。“竊料學校新立，來學者必不能多，無取多備空室，但基址宏拓，后可隨時增構足矣�！� 他很贊同日本教育家所說的“興學不在屋宇之廣” ，提倡節(jié)儉。
    同樣，張謇也是一位思想開放、富于戰(zhàn)略的教育家。他意識到辦教育“既須順適應世界大勢之潮，又須顧及本國之情勢，而復斟酌損益，乃不鑿圓而納方” 。力主“仿效東西各邦”學制，“善取法于各國參究之后”來發(fā)展中國的教育。張謇的許多教育主張，都是在認真考察和學習外國教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特別強調(diào)，學習外國經(jīng)驗要合我國情、利我之用，學其實質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對盲目照搬，他說：“試看各國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狀。他們的風俗也是不同的。……試把三國（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國來，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哪里可以呢？” 他主張應“當酌準地方情形，棄瑕錄瑜”，決不可教條搬用。否則“悴力勞神，以造成許多罪惡，殊不為取” 。
    張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認為中日兩國，地相近，習相似。早在1895年，他在《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主張學習日本，向海外多派游歷人員，對日本變法速度快效果好大加贊賞，渴望親自去日本實地考察，只因國事變更，一直拖延。1902年9月吳汝綸訪日歸來，第二天，張謇和羅振玉便登門拜訪，討論教育問題。至1903年4月，在吳汝綸、羅振玉以及繆荃孫等好友的勸說和推動下，張謇終能夢圓，東渡扶桑，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然張謇的游歷“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 ，他參觀了35處教育機關，從學校制度、辦學方式、課程設置、教育方法，到學校設備、教室大小，甚至窗戶面積等，一一加以注意。認真考察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一些辦學經(jīng)驗。通過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對教育作用的認識，感到“夫世界今日之競爭，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也，農(nóng)工商業(yè)之競爭，學問之競爭，實踐責任合群閱歷能力之競爭�！� 世界競爭，乃是教育的競爭。因而他更加重視和投身教育事業(yè)，不論提什么建議，都把興學放在重要位置上。
    可見，吳、張二人都倡導對外學習與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近代教育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教育基礎，創(chuàng)校桑梓
    破除舊制不易，創(chuàng)立新制更難。他們在主張廢除舊制度的同時，還在努力探索新的教育方式和興辦新式學堂。
    吳汝綸認為，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造就辦事人才為要，政法一也，實業(yè)二也，其次則義務教育” 。并認為中國“欲自立于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為的，必行國民教育，必須開辦師范學堂” 。對能普及義務教育，師資是第一要務，他十分贊同日本教育家日戶勝郎的觀點：“清國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師范學校，以造就各省小學校、國民之教育之教員。養(yǎng)成教員者，是教育上最大最先之急務也。”
    1902年冬，他從日本考察回來，由于受到反對派的擠壓，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鄉(xiāng)桐城�；貋砗笏麌I心瀝血創(chuàng)辦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學堂——桐城中學，這是他垂暮之年為造福桑梓做的最后努力，并且為學堂聘請到了日本早川新次等為教習。在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時，他對桐城的紳士提到：“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表達了辦新學不動搖的堅強決心。中學成立后，他親筆書寫楹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聯(lián)：“勉成國器”。這些都集中的表現(xiàn)了他鼎新教育，培養(yǎng)人才，挽救民族的強烈愿望，也深深體現(xiàn)了吳汝綸對新式教育與國家民族崛起的巨大希望和寄托。
    張謇之治事治學，高瞻遠矚，且又務實。首先他特別重視教育中的師范，說：“教不可無師”，“師必出師范”，“師范乃教育之母” 。同時認為要提高這個民族的文化智力水平“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
    1902年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制定初高等兩級小學和中學課程，之后即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商議制定《私立師范學校章程》，并于翌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所師范學�！�—通州師范。其為師范學校的題詞“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更是體現(xiàn)了他“廣博、實用”的教育觀。接著他又創(chuàng)建了五屬中學（即南通中學）以及農(nóng)業(yè)、醫(yī)學和紡織三所專門學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大學，分設農(nóng)科、醫(yī)科、紡織科，為我國私人創(chuàng)辦高等農(nóng)業(yè)院校之始。有人統(tǒng)計，張謇先后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335所，中學和專業(yè)學校10多所，大學一所，職業(yè)學校21所 。其數(shù)量大、范圍廣、效果好。張謇在教育的實踐中更是創(chuàng)造出“以實業(yè)輔助教育，以教育促進實業(yè)”的模式，強調(diào)教育為社會經(jīng)濟服務，經(jīng)濟回報教育。
    張謇辦學后，又認為“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征也。商羊萍實，圣人知之；后世經(jīng)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庇薪▏�立博物苑之想法，他感嘆：“縷縷此心，貫于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于數(shù)十百年之后，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積，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但張謇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1904他選擇通州師范學校校河西面，遷移荒冢千余居民30余戶作為基地，營建了一個公共植物園，占地40余畝，在南通率先進行創(chuàng)建博物苑的實踐。到1914年，經(jīng)過十載苦心經(jīng)營，南通博物苑已擁有較為豐富的收藏，建成天然、歷史、教育、美術四部，并成為各個學校實習參觀的基地。此后歷年有所擴充，到1933年孫鉞辭職清點移交時，博物苑的收藏品已增至3605號，其總價值據(jù)說不少于50余萬元。 以個人之力成此偉業(yè)實是難得可貴，從中更是體現(xiàn)了張謇堅忍不拔、努力營造教育環(huán)境的可貴思想。
    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靈魂，他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無不影響。中國近代教育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變革和發(fā)展的趨勢。吳汝綸和張謇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承上啟下，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光輝的一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他們力廢科舉、倡導西學、教人育人的真知灼見依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一代巨師仙人去，二度梅花溢光彩”，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我們能更好的去認識與學習先賢。

桐川

吳汝綸曾言：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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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將這段話刻在桐中的校園內(nèi)！

 

桐川

吳汝綸曾言：國人辦事有二弊：敷衍，一也；始勤終怠，二也。吾輩此次辦理學堂，期于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并時時求同志者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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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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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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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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