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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新月才女方令孺 田 剛 方令孺(1897—1976年),安徽桐城人,“新月派”著名女詩人和散文作家。早年留學美國,1930年至1931年間在國立青島大學(山東大學前身)任教,后任國立編譯館譯員、復旦大學教授、浙江文聯(lián)主席等職。方令孺是梁實秋所描繪的青島大學“酒中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出版有散文集《信》、《方令孺散文選》等。
“五四”新女性 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個詩禮官宦之家,屬方苞世族后裔。在中國的讀書人看來,論門望之隆,桐城方氏或許僅次于曲阜孔氏。自清代方苞開創(chuàng)“桐城派”古文流派以來,讀書種子歷世綿延不絕,其間多有以文名聞于世者。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誠,是桐城派作家方東樹的族弟及學生,曾在曾國藩幕府中任過職,后任直隸棗強縣縣官。父親方守敬,是書法家,詩人, 自命清高,一生未仕。他有四子五女,長子方時晉,字孝旭,是新月派著名詩人方瑋德之父。三子方時喬,字孝岳,現(xiàn)代著名文藝理論家,其子方管,就是在1955年“胡風反革命事件”中的風云人物、也是著名學者的舒蕪。四女就是方令孺,排行第九,被子侄輩稱為九姑。另外,現(xiàn)代著名詩人和美學家宗白華是方令孺的外甥。 出身于這樣一個家族,方令孺能成為30年代享有盛名的女詩人、散文家,不足為奇。她天資聰敏,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yǎng)。她的朋友說她不僅不以門楣驕人,而且根本不愿對人談論自己的家世,當座中有人一談起桐城方氏家族,她就會滿臉緋紅,令人無法再談下去。不過,她的散文中有《家》、《憶江南》兩篇,婉轉道及家世,恰如人言:“所謂書香門第,她的溫文爾雅的性格當然是其來有自”。 方令孺雖出身于貴族之家,她青年時嫁給安徽世家子陳氏,生下一個女兒,惜遇人不淑,終至夫婦仳離。此后即過著形影相吊的孤寂生活。了解她的朋友說她生活極孤獨,不喜與人來往,經常穿一件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斗室獨居。當一個人在外面踽踽而行的時候,神態(tài)間永遠帶有一種無法抹掉的哀愁。在散文《家》里,她寫道:“做一個人是不是一定或應該有個家,家是可愛,還是可恨呢﹖這些疑問糾纏在心上,叫人精神不安,像舊小說里所謂給夢魘住似的!背罹w萬千,欲說還休,真也永遠無法解脫。 不久,“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fā),在民主和自由的巨浪激流的震蕩下,方令孺也同許許多多被壓迫婦女一樣開始覺醒,仿佛感受到一陣新春來臨的歡欣與愉悅,開始萌發(fā)對自由與光明的向往,熱切追求個性解放,決心掙脫痛苦與不幸的桎梏,掌握自己的命運。1923年,方令孺赴美國留學,她先入華盛頓州立大學,繼而轉往威士康辛大學,攻讀外國文學專業(yè)。1929年,方令孺回國。她決然摒棄過去那種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開始獨立而又艱難地步入社會,自謀其職,自食其力,決心努力爭取“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1930年春,方令孺受聘于國立青島大學,任中文系講師,教大一國文課程,成為三十年代初期國內為數(shù)甚少的幾名女大學教師之一。 酒中八仙 青島兩年,是方令孺一生中十分難得的較為舒心的日子。當時青島大學是楊振聲主校,廣攬英美留學生任教。新月派諸人如聞一多、梁實秋、趙太侔、沈從文、陳夢家、孫大雨等一時云集青大,當時學界就有“新月派主青大”之說。在青島,方令孺結識了不少文學界朋友。他們之間彼此談詩論藝、應酬征逐,為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同為新月社成員的年青詩人方瑋德稱她為“九姑”,方瑋德的好友陳夢家也跟著叫“九姑”,以至新月社上上下下都喊她“九姑”。溫暖真切的友情,當給了她許多慰藉。對于方令孺在青島的快樂愜意的時光,梁實秋在其《方令孺其人》一文中回憶道: 我最初認識她(按:指方令孺)是在1930年,在國立青島大學同事,楊振聲校長的一位好朋友鄧仲存(鄧頑伯之后),在青島大學任校醫(yī),鄧與令孺有姻誼,因此令孺來青島教國文。聞一多任國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時有一個學生陳夢家,好寫新詩,頗為一多所賞識,夢家又有一個最親密的寫新詩的朋友方瑋德,瑋德是方令儒的侄兒,也是一多的學生。因此種種關系,一多與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機會認識她。青島山明水秀,而沒有文化,于是消愁解悶惟有杜康了。由于楊振聲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飲于順興樓或厚德福,好飲者七人(楊振聲、趙太侔、聞一多、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和我)。聞一多提議邀請方令孺加入,湊成酒中八仙之數(shù)。于是猜拳行令交錯樂此而不疲者凡兩年。其實方令孺不善飲,微醺輒面紅耳赤,知不勝酒,我們亦不勉強她。 “九一八”事變后,青島大學學生激于愛國熱情,先后掀起了三次請愿及罷課風潮。最后一次學潮,矛頭竟至于指向校長楊振聲和文學院院長聞一多。結果,楊振聲辭職,聞一多也黯然離開青島。而失去了庇護的方令孺,亦于是時結束了她的快樂時光,離開青島,回到北京姐姐家養(yǎng)病去了。 “雅舍”的雅興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方令孺輾轉坦途,隨人一起撤離到大西南。她先是任重慶國立劇專教授和國立編譯館編審,后又擔任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戰(zhàn)亂中,她猶不能忘情于書籍,隨身攜帶了不少特別喜愛的圖書。梁實秋說:“我有一天踱到她的房間聊天,看見她有一竹架的中英圖書,這在抗戰(zhàn)時期是稀有的現(xiàn)象。逃難流離之中,誰有心情攜帶圖書﹖她就有這樣的雅興。”(《方令孺其人》) 正是在這個時期,她譯成了外國著名作家短篇作品集《鐘》。還慨然拿出自己珍藏的英文原著《咆哮山莊》,忠告梁實秋譯成了中文。 幾經遷徙后,方令孺終暫時定居于重慶市北碚。居處為國立編譯館的房子,與梁實秋住處極近。粱實秋因與其同住一棟房的龔業(yè)稚女士之故,名自己的居室為“雅舍”,在此寫成了后來廣為人稱道的《雅舍小品》。方令孺則名自己的居室為“俗舍”。一室草草,只有她女兒和男友每周來看望她。一天,她特意邀請幾位朋友去“俗舍”吃飯,朋友們都有些驚詫,以為是未曾有過的事情。那天,她興致頗高,精心地燉了一鍋“東坡肉”,味道鮮美,使朋友大飽口福。但歡宴結束時,她卻不無傷感地幽幽地說:“最樂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闌人去獨自收拾杯盤打掃地下,那時的空虛寥落之感真是難以消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