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胡適論桐城派(現(xiàn)在看來欠客觀的)

葉落知秋

　桐城文派是清代研究古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著名的文學流派。一般認為, 該流派始于康熙、雍正時期的戴名世、方苞, 傳至姚鼐、劉大魁等, 后經曾國藩等人倡導, 清末度中興, 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胡適在留學美國時期, 對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態(tài)度。1916 年9 月5 日, 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 尋找白話詩時, 發(fā)現(xiàn)王陽明也作白話詩。當天他在日記里寫道:“明詩正傳, 不在七子, 亦不是復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 而在吳敬梓、曹雪芹伯元、吳趼人諸人也。此驚世駭俗之言, 必有聞之而卻走者矣。”[1 ] (p304) 這是胡適最早談到桐城文派, 且是否定性的評價, 表明了接受西方新文化的胡適對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的批判態(tài)度。這個思想, 胡適后來寫進了文章中。1920 年4 月8日, 胡適作《吳敬梓傳》, 開篇就說:“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 不是桐城的方苞, 不是劉大魁, 也不是姚鼐, 而是全椒縣的吳敬梓�！盵2 ] ] (p566)到北大任教以后, 作為《新青年》主筆和白話文運動的急先鋒, 胡適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對桐城派都采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與陳獨秀、錢玄同”桐城謬種”的激進觀點不同的是, 胡適主張先立后破。他于1918 年3 月16 日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現(xiàn)在的舊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 江西派的詩哪, 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 ——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 正因為現(xiàn)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 真有生氣, 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 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 自然會消滅了。”[2 ] (p41) 這個觀點表明, 胡適等新文化派是在批判桐城派等舊文化派的斗爭中展開新文化運動的。由于舊的文派中桐城派的巨大影響, 胡適等人將其放到了批判的首要地位。但胡適同時肯定了桐城派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1922 年3 月3 日, 胡適在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篇大文章時, 探討了桐城派的源流,認為:“嚴復、林紓是桐城的嫡派, 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都是桐城的變種。”譚嗣同自己在《三十自紀》中說:“嗣同少頗為桐城所振, 刻意歸之數(shù)年, 久自以為似矣”; 梁啟超在《三十自述說》云其12 歲時, 父親贈“姚氏《古文辭類篡》一, 則大喜”, 但他在48 歲時說:“啟超鳳不喜桐城派古文⋯;⋯;”胡適說:“譚嗣同與梁啟超都經歷了一個桐城時代, 但他們后來都不滿意桐城的古文�！盵3 ] (p199)梁啟超跳出了桐城派, 但仍然受嚴復不小的影響, 此外還受到章炳麟的影響。他認為古文結束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 而章炳麟也是不反對桐城派的, 盡管他主張回到魏晉, 不屬于桐城派的范疇。他在《漢微言》里說:“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 此在今日, 亦為有用�！狈桨�文論的核心是“古文義法”, 也是桐城派文論的基礎。章太炎不否定義法, 也即不否定桐城派。胡適對桐城派的肯定, 突出地表現(xiàn)在其對曾國藩中興桐城派的論述上:“曾國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第一大將。但是他的中興事業(yè), 雖然是很光榮燦爛的, 可惜都沒有穩(wěn)固的基礎, 故都不能有長久的壽命⋯;⋯;古文到了道光、咸豐的時代, 空疏的方、姚派, 怪僻的龔自珍派, 都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軍, 忽然做到中興的地位。但‘桐城= 湘鄉(xiāng)派’的中興, 也是暫時的, 也不能持久的⋯;⋯;曾國藩一死之后, 古文的運命又漸漸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 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吳汝綸⋯;⋯;都不能繼續(xù)這個中興事業(yè)。再下一代, 更成了‘強弩之末’了�！盵3 ] (p183)“桐城派”古文的下一代,包括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早在美國讀書時, 胡適就不滿意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不當廢》。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一文中, 論述了桐城文派的淵源, 胡適認為有文史資料的價值。曾國藩寫道:“乾隆之末, 桐城姚姬傳先生(鼐) 善為古文辭, 慕效其鄉(xiāng)先輩方望溪待郎之所為, 而受法于劉君大魁, 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 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 桐城派, 猶前世素稱江西詩派者也�！盵3 ] (p186) 由于曾國藩的幕府里收羅了許多人才,曾國藩作為中興桐城派的功臣, 影響了中國幾十年。其中, 胡適認為有影響的也只有俞樾、王門豈運、吳汝綸三人。胡適說:“俞樾的詩與文都沒有大價值。王門豈運號稱一代大師, 但他的古文還比不上薛福成(詩另論)。吳汝綸思想稍新, 他的影響也稍大, 但他的貢獻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 乃在他所造成的后進人才。嚴復、林紓都出于他的門下, 他們的影響比他更大了�！盵3 ] (p187) 胡適對曾國藩與桐城派關系的研究, 給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十七年后, 剛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于1939 年秋天在《人民論壇》第20 卷21- 22 期發(fā)表了德文稿《曾國藩與桐城派》。
胡適還肯定了桐城派末期傳人的人格。如1919 年6 月11 日, 陳獨秀在北京發(fā)傳單被捕, 潘贊化、章行嚴等人曾寫信請吳守一托馬通伯(馬其昶) 等幫助疏通。6 月24 日《時事新報》載:“不但抱新思想的人此, 就是桐城派的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jié)諸人, 也不以政府為然, 常常向人表白,主張不妨各異⋯;⋯;”因為他們是被陳獨秀稱為“十八妖魔”的桐城派傳人, 此事給胡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5 年12 月, 胡適為火燒《晨報》館的事和陳獨秀爭論, 并以此事舉例, 提醒陳獨秀要有容忍之心:“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 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jié)。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 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 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 照顧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盵4 ] (p367)此外, 胡適也不完全否定桐城派自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他曾“平心而論”:“唐宋八家和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的文章, 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shù)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 再進一步的, 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興, 雖然沒有什么大貢獻, 卻也沒有什么大害處�！睂τ诹旨偣�擊新思潮, 炮制小說攻擊陳獨秀等, 胡適認為是中了“文以載道”話的毒了。[5 ] (p188) 胡適的這種“平心而論”, 與錢玄同的“桐城謬種”的“罵人”風格完全不同, 胡適曾寫信給錢玄同說, 我們寫文章, 是以理服人, 不應該亂罵人。值得一提的是, 胡適提倡的新文化運動和桐城派的傳統(tǒng)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傳承關系。如胡適1916 年2 月3 日給梅覲莊寫信, 談文學改良的三個藥方: 言之有物、須講文法、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避之。三個藥方第一個“言之有物”, 就是桐城派方苞提倡的文論核心“古文義法”的內容之一。方苞在《又書貨殖傳后》(《望溪文集》卷二)解釋他提倡的“古文義法”的“義”:“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兑讉鳌贰断蟆吩�:“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碧热艉�適知道方苞在200 年前就提倡文論要“言有物”, 擅長考據(jù)的胡適不會不置一詞。此例也表明, 即便在新文化派與桐城文派之間, 也存在著某種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傳承關系, 而不單單是胡適通過陳獨秀案看到的兩個文化派別的代表人格上存在的相融性。此例還表明, 胡適對桐城派傳人的文章, 也不可能個個都去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他對桐城派的更多的印象, 來源于曾國藩, 且只是在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時, 研究了桐城派在當時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譬喻他認為吳汝綸“貢獻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 乃在他所造成的后進人才”, 就值得研究。另一方面,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吳汝綸) 的許多著作未刻印流傳, 限制了胡適的眼界,
這是形成胡適論述局限性一面的客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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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安慶師范學院 朱洪

桐川

但將國人今日意，輕讀前賢舊時篇。

池大為

胡適于1922年3月還是發(fā)表過比較公允的看法的，即《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有關論點。他說：
平心而論，古文學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shù)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

今天一般的桐城人都能寫出“文從字順”的稿子，不能不感謝桐城文風的熏染。

桐川

新時代的開端，先鋒人物的觀點難免激進，不上升到“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高度誰會接受新的思潮。

hzjs

胡適最后還是比較客觀的評價了桐城派.
正如汪軍說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是背離自己傳統(tǒng)文明建設現(xiàn)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