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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4-18

文都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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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后,桐城學術(shù)興起,士人多結(jié)社講學,“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莊(子)、司(馬遷)為文章嫡傳,反映了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錢澄之“屏棄俗學八股文,專治經(jīng)書古文”,文章“精潔”、“典雅”,“使讀者為之目明而心開”,為桐城派作了示范! 〈髅朗峭┏桥稍杏^程的繼往開來者,他以時文和古文創(chuàng)作名重于世,并針對明末故作艱深、虛矯的文風,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主張為文道法辭兼?zhèn),精氣神合一,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qū)。 1644年清王朝入關(guān)后,為鞏固其封建統(tǒng)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范,宣揚“萬世道統(tǒng)之傳,即萬世統(tǒng)治之所系也”。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思想,給宣揚儒家道統(tǒng)的文學帶來了發(fā)展良機。桐城派創(chuàng)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yīng)運而生的。方苞早在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25歲時,他在京師與姜西溟、王昆繩論“行身祈向”時就曾說過“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后》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后,“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替和碩果親王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一部示范書。在此書“序例”中,他闡述了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統(tǒng)一的問題,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豆盼募s選》當即“刊授成均諸生”。乾隆之初,又“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寫倡導“義法”的“序例”,也就具備了“欽頒”的權(quán)威性。自此,“義法”之說,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視。 方苞授徒數(shù)十年,弟子甚眾,他們在道學、經(jīng)學、義理等方面各有側(cè)重,后多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nóng),寧化雷鉉,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鑒等?h人劉大櫆長于古文,辭如歐蘇,文氣富麗,雖與方苞異趣,無師承關(guān)系,但他對方苞極為敬服,方亦對他的散文極推重。 劉大櫆文學活動,主要在乾隆時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學和著述。在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在劉大櫆諸弟子中,姚鼐學宗方、劉,由歐王入左史,其文紆徐卓犖,風格雅潔醇正,為桐城古文正傳。錢魯斯、王灼又以師說誦于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惲、張遂棄考據(jù)、駢驪之學,從事古文寫作與研究。惲文廉悍,張文淵雅。其徒有陽湖陸補孫、陸邵人、董估成、董思誠、張琦,武進董士錫、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shù)十人,自成體系,世系“陽湖派”。其所傳均方、劉家法,實為桐城派初創(chuàng)期的別支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1777),他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號。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所云:“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治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還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的理論繼承關(guān)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緒。此后桐城派之名遂顯于世。 姚鼐初受業(yè)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繼師事劉大櫆,充《四庫全書》館編修官。中年稱疾歸里,先后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余年,傳授古文法,培養(yǎng)寫作人才。姚鼐為文修潔雅醇,氣質(zhì)較方苞恣肆,較劉大櫆嚴謹,涉獵漢、宋諸學,兼及考據(jù)、訓詁。為文提倡“考據(jù)、義理、辭章”兼?zhèn)。其所編《古文辭類纂》,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門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杰”。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他們又轉(zhuǎn)相傳授,徒友日眾。方東樹在文壇上成就卓著,其弟子有桐城戴存莊、蘇停元、方宗誠、陳澹然等;姚瑩長于經(jīng)濟,其弟子有武進卜起元,合肥徐子岑等;陳用光弟子有青陽祁春浦;姚椿弟子有平湖顧之譽和吳江沈日富、陳壽熊等。此外,宜興吳德旋既師事姚鼐,又師承張惠言,得桐城、陽湖兩家之法,為文清曲澹雅,其弟子永福呂同滄秉承師學,晚年回歸鄉(xiāng)里,倡導后進,開粵西古文之學,為世人所重,此為桐城派又一別支。 姚鼐卒后,其弟子梅宗亮聲譽最高,有繼主文壇之勢。他主講京師,高徒云集:有廣西臨桂朱琦、龍啟瑞,平南彭昱堯;江西新城陳學受、陳溥,南豐吳嘉賓;湖南新化鄧顯鶴,武陵湯彝珍,湘陽郭嵩燾,善化孫鼎臣,湘潭歐陽勛,淑浦舒壽,江蘇金匱張端甫,無錫秦澹如,山陽魯一同;浙江仁和邵懿辰,瑞安孫衣言,諸暨金坤;山西代州馮志沂,平定張穆等。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至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這一時期,桐城派的威望和影響雖不及乾、嘉時期,但流行區(qū)域廣,人數(shù)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內(nèi)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shù)為桐城派末流作家。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已由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zhuǎn)變!拔恼屡c世變相同”。遵循封建道統(tǒng)、文統(tǒng)的桐城派,面臨著“世變”的挑戰(zhàn)。梅宗亮、方東樹固守陣地,不遺余力,但桐城派的壁壘仍然開始動搖。此時,湘鄉(xiāng)曾國藩出來重振桐城派旗鼓,以其政治上的實力和才干,網(wǎng)羅了一批桐城派文人,提出了自己的學術(shù)見解,將古文運動繼續(xù)推向前進。曾氏自稱私淑姚鼐,論文于義理、考據(jù)、辭章之外,強調(diào)“經(jīng)濟致用”,文體為之一變,以剛毅雄辯見長,世稱:“湘鄉(xiāng)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名重一時,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shù)百人。師事張氏的主要有榮城孫葆田,南通張謇等;師事吳氏的主要有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元等。同時師事張、吳二氏的有武強張濤,通州范當世,新城王晉卿,,桐城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闿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于桐城派的有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后,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復雜,堅持程、朱道統(tǒng)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后于時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殘守缺,以為格律,有悖于“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于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但這一時期,大多數(shù)桐城派作家卻能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活動和創(chuàng)作活動中都有所反映。方東樹的《病榻罪言》、梅宗亮的《與陸立夫書》王拯的《王剛節(jié)公家傳跋尾》、魯一同的《關(guān)忠節(jié)公家傳》等文章以及姚瑩、張裕釗、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發(fā)了愛國情懷,或表現(xiàn)了悲壯之志。姚瑩還身體力行,在臺灣兵備道任上堅持抗英,且屢戰(zhàn)屢勝。他有關(guān)記載戰(zhàn)事的散文,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jīng)濟,吳汝綸力倡創(chuàng)建新學,林紓、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以求社會改良,也都具有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色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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