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貼]舒蕪 ：弄清一個細節(jié)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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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眠鐘氣，代起人豪，青年無限待甄陶；仰止吳公建設(shè)勞，勉成國器望吾曹�！�…

　　這是桐城中學的校歌，約近70年前我和同學們合唱之聲，依然在耳�！皡枪�”指學校創(chuàng)辦人吳摯甫（汝綸）先生�！懊愠蓢�器”是他給學校的題詞。他的遺像懸掛在大禮堂孫中山像的旁邊。

　　這位桐城派最后的大師，“曾（國藩）門四弟子”之一，是怎樣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的呢？我一向的大概印象是：1902年，清廷要辦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吏部尚書張百熙奏薦吳汝綸為總教習，得到皇帝批準。吳先生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學制。考察回國，先回家鄉(xiāng)，很費心力辦起了桐城中學。很快他就病逝，終于沒有回北京復命。

　　我形成這樣的印象，是來自下列兩個史料——

　　會朝旨采西法開大學堂于京師。管學大臣張公百熙奏薦先生加五品卿銜總教務。固辭不獲，則請赴日本考察學制�！�…返國，先乞假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挾日本教師一人同至，規(guī)制粗立，將行，遽以疾卒。（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十一《吳摯甫蕭敬孚二先生傳》）

　　……張公奏薦桐城吳先生學行高，兼綜中西，可以魁多士，天子俞其請，命以五品卿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堅辭不得，則請赴日本考察學制。……歸，未及返命而卒。（馬其昶《抱潤軒文集》卷七《吳先生墓志銘》）

　　這就是桐城中學的創(chuàng)辦。（起初名桐城小學堂，又名桐城學堂，次年（1903）遵照清政府部頒中學令改為桐城公立中學堂。）我沒有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只因為兩個材料都出自我的外祖父馬通伯（其昶）先生，我容易看到，便沒有再去尋找別的材料。但是，這里面有個問題：吳先生對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任命，“固辭不獲”“堅辭不得”之后，究竟是接受任命了，還是始終沒有接受呢？上述兩個材料都沒有明確。于是可以有兩種理解：可以理解為，堅決推辭，仍然推辭不掉，只好接受了任命，但要求先去日本考察學制，回來再正式就職。也可以理解為，并沒有接受任命，要求先去日本考察，把事情緩一步再說。我一向是傾向于前一種理解的。

　　最近，《安徽古籍叢書》里面的《吳汝綸全集》由黃山書社出版了，煌煌四大冊，是非常有價值的文獻。書末附錄諸家所作吳先生傳狀十一篇，如下開——

　　李景濂：《吳摯甫先生傳》

　　賀濤：《吳先生行狀》

　　姚永概：《吳摯甫先生行狀》

　　賀濤：《吳先生墓表》

　　張宗瑛：《吳先生墓志銘》

　　馬其昶：《吳先生墓志銘》

　　吳生：《先府君哀狀》

　　吳生：《先府君事略》

　　李剛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谷鐘秀：《祭桐城先生文》

　　早川新次：《在安慶寄邦人書》

　　細察這11篇中，對于吳先生究竟接受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任命沒有，說法不一。

　　明確說是已經(jīng)接受任命的有——

　　……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堂于京師以統(tǒng)攝之，而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于是張公聘先生為大學堂總教習，先生辭，固請，不可，……張公欲遂其事，遽聞于朝，天子許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學堂總教習。先生既受命，思報張公之知遇，而慮學校初立，其法未能盡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考求之。（賀濤：《吳先生行狀》）

　　……先生既受張公之聘，以謂諸國學制，歲更月修，久而后定，仿其規(guī)范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難見功，故有日本之行。（賀濤：《吳先生墓表》）

　　“受命”是受天子之命，“受聘”是受張公之聘，微有不同，反正同樣是接受了之意。還有——

　　……既受詔，則東游日本，考求學制，歷百余日而歸。（張宗瑛：《吳先生墓志銘》）

　　……三辭不獲，羈身總教。航海而東，預模備效。（谷鐘秀：《祭桐城先生文》）

　　明確說是沒有接受任命的有——

　　會管學大臣吏部尚書張百熙疏薦，詔以五品卿銜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汝綸力辭，百熙匍匐跪請，未決。百熙雖管學事，大學士榮祿實陰主之，其疏薦汝綸，亦出榮祿意，百熙諷汝綸往謁榮祿，汝綸不應，榮祿口弗然。而大學初立，前無因襲，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于是汝綸自請往日本訪詢學制，歸以報命，借答百熙之意，到總教習之職，則未允就也。（李景濂：《吳摯甫先生傳》）

　　還有——

　　……國家興學，以公尸之。不獲固辭，遂與逶迤。問道東海，一攬靡遺。（李剛己等：《祭桐城先生文》）

　　以請赴日本考察為虛與委蛇，也暗寓并非接受了任命才去之意。

　　此外多是說得含混，或者跳過去說的，不列舉。奇怪的是——

　　府君初膺張尚書知薦，雖再三辭讓，其后既被圣旨，乃毅然欲有以自任，以酬恩遇，故自請為出海之行。（吳生：《先府君哀狀》）

　　……得俞旨賞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先君聞命，猶為書告張公力辭，殊無意應也�！�…先君乃白張公，請往日本訪詢學制，歸復命以為藉。（吳生：《先府君事略》）

　　兒子敘述父親的事，為什么也說得如此閃爍含混呢？

　　要找真正解決問題的材料，幸而還是有了這部《吳汝綸全集》。第三冊“尺牘”類中有“諭兒書”，壬寅正月十五日一信云：

　　……乃張冶秋尚書不通商量，遽行奏薦，恐吾再辭，渠之奏為鹵莽，因允暫不言辭。吾此舉必以能脫為貴，若不能脫，非幸事也。

　　原來，在事情已經(jīng)到了圣旨下來之后，如果再堅決辭謝，會陷張百熙于鹵莽上奏之罪，的確不好辦，只得“暫不言辭”，但也沒有正式表示接受。先請求去日本考察，既有益于興學大計，也可以拖延一下，再想脫身之方。一面以能脫身為幸，一面也估計到終于脫不了身的可能。這里有個問題：究竟他自己的真心如何呢？是不是當真把脫身當作追求目標，或者姑作姿態(tài)呢？這就要說到更重要的材料，原來在“因允暫不言辭”和“吾此舉必以能脫為貴”兩句之間，還有這么一大段：

　　張雖見愛，其辦事尚少閱歷。我言衰老精神短，彼乃我為我覓幫辦，幫辦不由我請，張自用人，豈能幫我？且兩人同辦一事，必至各執(zhí)意見，或相忿爭，世言督撫同城，教官同印，妻妾同夫，皆成仇敵，故辦事必一人為主，乃可成也。萬一就之，學堂既不能有效，我將為中外唾罵。滿學皆張公自用之人，而我以一老翁周旋其間，安能有所作為？目前彼以“劾己于廷”為辭，即難過執(zhí)己見，雖云“俟章程出再議辭受”，便恐竟不得辭，終受其累耳。我嘗告張尚書，謂“科舉不廢，學校不興”，張云：“今時雖孔孟復生，亦不能廢科舉�！蔽嵊盅詧�(zhí)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開辦，其高才者必皆專意科舉文字，直至十月榜后，不能著實程功。張言科舉用策論，與學堂固一條鞭也。張不惜傾心下士，亦但為名耳，其主見固亦自是而不能虛心者也。又其人出榮相之門，再與我相見，皆云榮相亦以請我為然。前與我言，將奏加三品卿銜，今賞五品卿銜者，聞榮相謂初來不必過優(yōu)。吾早無意世榮，李文忠往年曾與孟紱臣等謀為奏加卿銜，吾聞之極力懇辭，以為“在官不求薦達，豈罷官之后，仍以區(qū)區(qū)加銜為榮”文忠乃止。若斤斤于三品、五品之間，真腐鼠之一嚇耳！然足見其人唯榮相之指揮也。李希圣，妙才也，張尚書欲用之，榮相指為康黨，遂止不敢用，張李湖南同鄉(xiāng)，然尚如此。

　　張百熙以一品尚書，親自登門聘請一個六品前知州，來擔任全國矚目的新學大宗師，甚至下了跪，還不行，于是徑自上奏，獲得圣旨批準，造成既成事實，的確不能不算是傾心下士。但這只是一面。另一面，在用人辦事、方針方向等等關(guān)鍵上，又是這么別扭尷尬，特別是他自己出身于聲名狼藉的榮祿之門，事事聽榮祿，而榮祿在給與吳汝綸什么頭銜問題上面，已經(jīng)使人不愉快。這些煩難委屈，就是令吳汝綸真心不愿意受命的原因�？墒�，估計形勢，大概又終于推辭不掉。他就是這么陷于兩難之中。這些話只是在給兒子的家信里才會說。在尺牘家刻本中，沒有這段話，現(xiàn)在是《吳汝綸全集》本據(jù)郭立志《吳汝綸年譜》所引補入，可能是吳生有意刪的。原來吳生正因為深知父親的苦衷，才說得那么閃爍含混的。

　　黎澍先生說過，研究歷史，不必侈談什么掘發(fā)歷史規(guī)律，老老實實就是要弄清歷史事實。的確，歷史研究中就有這樣情況，一個小細節(jié)，倘無必須材料，都很難于弄清楚的。

　　200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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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灑園主

披沙揀金，著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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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蕪做學問的態(tài)度還是不錯的！

金神墩

認真拜讀，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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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