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獵人》(四)
分子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打。生物系里有一小批生物化學家及分子生物學家,在行事態(tài)度及思考哲學方面,或多或少也加入了沃森的陣營。這群人包括不久后(1967)即以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獎的沃爾德(George Wald);蛋白質(zhì)化學先驅(qū)埃茲爾(John Edsall),他資歷很深但年紀頗輕,經(jīng)常微笑、頷首,卻又高深莫測;再者就是新近由加州理工學院挖來、才華橫溢的年輕生物物理學家梅塞爾森( Matthew Meselson);以及雷文,他是在20世紀50 年代,除了沃森和我之外,唯一獲哈佛大學聘用的終身助理教授。雷文很快就摒棄了種群生物學,開始獨個兒大力鼓吹新教義。好個熱心的變節(jié)者,我心里這么想。
教職員會議上,我們聚在一起,形式拘泥而緊張,就好似貝都因部落(阿拉伯游牧民族)的酋長,團團聚在一口引發(fā)爭議的水井邊一樣。我們用老方法(即《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把威望、教授任命以及實驗室空間,依序拿出來討論。我們?nèi)家庾R到,會議上的爭論并不尋常,不是學術(shù)式的。教育哲學家赫金斯( Robert M.Hutchins)曾經(jīng)說過,這類爭辯非?杀驗槠渲卸嗍菦]意義的事。令人頭昏腦漲的權(quán)力爭奪戰(zhàn)充斥在生物系里,而我們就像是個微觀世界。
哈佛大學里的傳統(tǒng)主義者起先非常支持這場革命。我們都同意,系里需要更多分子生物學以及細胞生物學的人才。人文暨自然科學院院長以及連續(xù)多位教務長也都很陜被說服,同意教員比例需要大幅調(diào)整的看法。于是,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學者在生物系內(nèi)的人數(shù)迅速膨脹。曾經(jīng)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保有8席教授任命案中的7個席位。
沒有人能懷疑他們的成就是否相當,至少整體而言是如此。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該如何阻止他們繼續(xù)霸占生物系,甚至最后消滅生物學中其他重要的學科。
我的處境尤其尷尬,因為我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就位于生物實驗大樓中,這兒正是物理及化學進攻的橋頭堡,如今里面蜂擁著成群經(jīng)費充裕的分子生物學家。我發(fā)覺,這里的氣氛非常緊張,令人沮喪。當我和沃森在走廊相遇的時候,沃森從未主動打過招呼,即使走廊上只有我們兩人也是如此。我很為難,不知是否也應該假裝沒看見他(這是不可能的),或是自取其辱地繼續(xù)堅持南方人的禮貌(同樣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決定低聲咕噥一句寒喧詞,草草帶過。
沃森那幫人待人的態(tài)度從漠然到冷淡不一.除了沃爾德之外,他具有堂皇氣派的架勢。他是很友善沒錯,但另有一種自視甚高以及屈尊俯就的做作神態(tài)。在我們少數(shù)幾次談話的過程中,我始終沒法甩掉一種感覺:他好像是在對我身后坐著的上百位觀眾發(fā)表演說。
事實上,在20世紀60 年代末期,他的確是把在大批聽眾前發(fā)表政治及道德演講當成他的第二項專業(yè)。在哈佛大學校園混亂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沃爾德總是能站在成群活躍的學運分子面前,扮演::/J,pg自zE器ye窖蠱劍硼Ygg《圖書,S5r「真巨罡。 VJ<R種會率先發(fā)動革命而后又第一個走上死刑臺的人物。對于我們這門科學的未來,他完全贊同沃森的看法!吧飳W只有一種,”有一次他這么宣稱,“那就是分子生物學!
我在這群分子生物學家中的地位,并未因1958 年我比沃森早幾個月獲得終身教職這個事實,而稍稍提高。雖說那完全是時機上的意外事件(斯坦福大學主動邀聘我,而哈佛大學為了反制,也連忙聘用我),而且我也認為無論如何,他都遠較我更值得獲聘,但我可以想象沃森對這件事的感受,一定糟透了。
其實我根本算不上認識沃森這個人。在他任職哈佛大學的12 年以及稍后一段時間里,我們直接面對面對話的次數(shù)不超過6次,而且史密斯任命案已經(jīng)算是其中一次了。
1962年 10月,我向他道賀:“恭喜您獲得諾貝爾獎。全系都與有榮焉!八鸬溃骸爸x謝。”談話結(jié)束。另一次,在1969 年 5月,他向我道賀:“恭喜您獲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我回答:“多謝了,沃森!蔽液芨吲d他這么有風度。
不過至少這個人并不狡詐。就某個層次而言,沃森顯然覺得自己的作為都是為了科學著想,而直言不諱正是科學最需要的行事方式。道理就像“要做蛋卷,必須先把雞蛋打破”一樣。我只能確定一點,假使他的發(fā)現(xiàn)沒有這般神奇的話,他在哈佛大學只會被當成天才怪人,而他的誠實真話大部分也會被看成差勁的判斷,而遭到公開駁斥。然而,大家都對他洗耳恭聽,而且部分年輕同事還群起效仿他的態(tài)度,這些都是因為他和克里克( Francis Crick)解開了DNA的分子密碼,這遠遠超越了我們其他人所有過去的成就,以及預期會達到的成就。
他倆的成就像閃電般出現(xiàn),仿佛來自上帝的知識。在這出戲碼里,創(chuàng)造生命的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就是沃森和克里克,而且他們也不只是因為運氣好。沃森和克里克擁有超凡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這一成就更加獨特地詮釋了一種科學的行事方式——如沃森在一次采訪中所說的-其他有條件的人,都沒興趣全心投入這個難題中。
對于那些不曾在20世紀50 年代早期研讀生物學的人來說,恐怕很難想象,發(fā)現(xiàn)DNA結(jié)構(gòu)對于我們領(lǐng)會世界運作的方式,帶來了何等重大的沖擊。那不只是涉及遺傳學轉(zhuǎn)型的問題,它同時還為所有生物學科注入了化繁為簡的信心。這項發(fā)現(xiàn)暗示:最復雜的程序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簡單,它悄悄地把野心和膽識送進年輕生物學家心中,同時還建議他們:現(xiàn)在就試試看,快速且深刻地切入生命之謎中吧。
當我在1951 年來到哈佛大學讀研時,大部分生物化學家之外的人士都深信基因是一群難以駕馭的蛋白質(zhì)。我們都認為,它的化學結(jié)構(gòu)以及它指揮酶合成的方式,必須等到下個世紀才有辦法解開。話雖如此,越來越多的證據(jù)顯示遺傳物質(zhì)為DNA,一種較大多數(shù)蛋白質(zhì)都簡單得多的大分子。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證明了配對現(xiàn)象確實存在于雙螺旋里,而且它也符合孟德爾遺傳定律!八]逃過我們的法眼,”他倆在1953 年寫給《自然》雜志的信尾這樣調(diào)侃道,“我們馬上就要發(fā)表的這項專一性配對假說,為遺傳物質(zhì)的復制提供了一套可能性很高的機制。”
很快,人們又發(fā)現(xiàn)這些堿基配對所形成的密碼竟如此簡單,甚至連小孩都看得懂。這類暗示再加上其他一些啟示,在個體生物學以及進化生物學界激起陣陣漣漪,至少在年紀較輕也較具雄心的研究人員心中是如此。假使遺傳現(xiàn)象能簡化為一串分子字母,而且字母種類只有四個,成千上億個這類字母就能描繪出全體生物;那么,簡化并加速分析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復雜的動物行為,不就也有可能達成了嗎?
在哈佛大學研究生中,我算是對分子生物學早期進展最為興奮的人之一。沃森是自然科學界年輕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騎馬人城來的年輕神槍手。
很可惜的是,沃森本人和他的分子生物學家黨羽,卻對我所安身立命的生物學戰(zhàn)區(qū)缺乏遠見。從他們所有的聲明中,我能篩檢到的只有革命式的標語:且把所有這類老式思想全都除去,看看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新秩序。
他們這般缺乏眼界,當然令我覺得非常失望。1968 年,沃森當上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Laboratory)的主任時(他在哈佛大學的教職仍一直維持到 1976 年),我對朋友說了一句尖酸的評論:“我連檸檬水攤子都不會交給他管理。”沃森證明我錯了。10 年之內(nèi),他借由激勵、提高獎勵等辦法,以及選擇并吸引最具天分的研究員,硬是把這家原本就已經(jīng)很著名的機構(gòu),提升得更有水平了。
一個全新的沃森漸漸在我心中形成。1982 年 10月,在哈佛大學生物實驗大樓五十周年慶的接待會上,他一路排開滿屋子的人群,向我走來,稱贊我于當天下午一場演講中信口開河說出的一段話。當時我是這么說的:“哲學的歷史大半是由頭腦中的失敗模型所構(gòu)成。”事后我發(fā)覺,我的措辭正是他20 年前會用的那種先發(fā)制人式的批評語。難道我在這期間受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了嗎?沒錯,也許有一點兒。我從來沒法抑制自己對這位仁兄的激賞,他以勇氣和高調(diào)大膽的姿態(tài)取得了他的成就。沃森和其他分子生物學家為他所屬的時代注入了新的信念:自然科學界里的法則也可以簡化。這是屬于自然主義的勝利;同時,對我個人來說,我在20世紀70 年代試圖把全新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系統(tǒng)化,以便把生物學引進社會科學當中,部分的動機也是來自這個信念。P276
斯洛博金深受哈欽森的影響,哈欽森是斯洛博金在耶魯大學進修博士時的指導教授。哈欽森與斯洛博金的差異,就和哈欽森與我的差異不相上下,也非常近似于斯洛博金與我的差別:我們?nèi)藙偤每梢孕纬梢粋等邊三角形。
哈欽森出生于1903 年,他的父親為英國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的院長。所以說,哈欽森可以說是地道的英國高層學界的產(chǎn)物。就像牛津劍橋中的獎學金研究生一樣,博士學位對哈欽森而言從來不是問題,而且他也把自己訓練成驚人的博學之士。他崇尚自由且兼容并蓄,事實也證明他的確很有才智,而且能將諸多碎片拼成宏觀概念。哈欽森似乎從沒碰到過任何他不喜歡或派不上用場的數(shù)據(jù),不論用在哪里,他總有辦法做成一段摘要,或至少寫成一條注腳。
哈欽森是以田野昆蟲學家的身份開始學術(shù)生涯的,專攻水生的半翅目昆蟲( true bug),尤其專研仰泳蝽科(Notonectidae)的蟲子。他背井離鄉(xiāng)做研究,遠達中國的西藏及南非。之后,他轉(zhuǎn)而率先研究湖泊中的藻類及其他浮游植物。他把研究領(lǐng)域又擴展了,包括這類水體中的生物存活所需的營養(yǎng)鏈及營養(yǎng)級。他可以算是第一批學成生物地理化學( biogeochemistry)的學生,這是涵蓋陸地、水體及生物分析的復合學科。然而稍后,在他于1 945 年 當上耶魯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后,他的研究興趣又轉(zhuǎn)向種群動態(tài)的進化,而這個學科也成為斯洛博金的專長領(lǐng)域。
哈欽森的洞察力非常深厚而且具有原創(chuàng)性,雖然這兩個形容詞因為濫用過度,聽起來似乎有點平凡無奇,但事實上,即使尊稱他為進化生物學之父,他也當之無愧!肮䴕J森生態(tài)位”( Hutchinsonianniche)就是他最具影響力的創(chuàng)見之一。和其他成功的科學創(chuàng)見一樣,哈欽森生態(tài)位的概念也很單純,只要幾個項目就可以很有效地描述某個物種的生存狀況。例如,它存活及繁殖所需的溫度范圍、它的食物范圍、它最活躍的季節(jié)、它每日進餐的時間等等,這張列表的長度生物學家可以隨心所欲地無限拉長下去。
物種被視為生存在以各種生物質(zhì)量( biological quality)來界定的空間中,而各種生物性質(zhì)都擁有獨立的尺度。簡單地說,生態(tài)位相當于一個多維空間。
哈欽森非常獨立自主,以致依然能不受分子生物學派高奏凱歌的影響;至少我從沒聽到他像沸騰的哈佛大學生物系同僚一樣抗議過。他在晚年,非常優(yōu)雅地由田野生物學家轉(zhuǎn)變?yōu)橐淮趲,頂著稀疏的白發(fā),睜著一雙長耳獵犬般的大眼,安然地坐在他的辦公室中。在他身邊,有只加拉帕戈斯巨龜?shù)奶畛錁吮尽?/div>
在長達約30 年的教學生涯中,哈欽森訓練了40名日后成為全球最佳生態(tài)學家及種群生物學家的博士生。他們包括狄維( EdwardDeevey)、埃德蒙德森(Thomas Edmondson)、克勞普弗(PeterKlopfer)、萊伊(Egbert Lei曲)、洛夫喬伊(Thomas Lovejoy)、麥克阿瑟、奧德姆(Howard Odum),當然,還有斯洛博金。他們似乎全都十分崇拜、愛戴這位恩師,而且也從他的典范中汲取能量與動力。他們分布在全美各地,成為生態(tài)學眾多新興領(lǐng)域的代言人,對美國生物學界產(chǎn)生了關(guān)鍵性影響。
我和哈欽森的多位學生結(jié)為朋友后,曾經(jīng)問過他們,哈欽森到底是用什么來激勵出這群杰出的學生的。答案總是千篇一律:沒用什么,他什么也沒做,只除了歡迎所有的研究生在想見他時,隨時走進他的辦公室。
哈欽森總是贊美學生做的每件事,而且總有辦法以他內(nèi)在的洞察力,在剛剛開始的研究提案中找到一些優(yōu)點長處。有些時候,他高高超越我們之上,別的時候,他則獨自漫游在遙遠的領(lǐng)域;他熱愛驚異的暗喻以及奧秘的例證。哈欽森成功地避開了因為被人過度了解而招來的蔑視。他鼓勵學生開拓屬于自己的旅程。
我很高興,能在他1991 年過世之前,多次到耶魯大學演講,親自見到他,并接受他的祝禱。他會喃喃地說道:“太棒了,威爾遜,做得好,非常有意思!鳖^還在佝僂的雙肩中輕輕地點著。好個聰慧的人類加拉帕戈斯巨龜。我從沒見過這樣一位慈祥和藹的學者老爹,待在他身邊真是非常愉快。我漸漸明白,那些過度慷慨的贊美,并不見得會讓我們的性格變得軟弱,因為哈欽森的學生也會相互批評,我也一樣,這讓我們大多時候得以避開重大的盲點。
哈欽森和斯洛博金正是今日所稱的進化生物學家。在我轉(zhuǎn)型的那幾年,他們使我也嘗試成為進化生物學家。通過他們,我體會到環(huán)境科學可以和生物地理學以及進化學的研究嚙合得多么緊密,而且也對自己在進化生物學方面的表現(xiàn)越來越有信心。他們激勵我要更加接近物種平衡的中心問題,而那果真成為我在20世紀60 年代的主要研究路線。
當時的分子戰(zhàn)爭,則逐漸沉寂于模糊的結(jié)論之中。P292
麥克阿瑟的職業(yè)是博物學家,而且只有當他帶著望遠鏡和田野考查手冊,直接走進大自然搜尋新發(fā)現(xiàn)時,似乎才是他最快樂的時。他的職志在于掃描大自然千頭萬緒的一切,并且經(jīng)過消化整理,然后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心中,概略記下大自然的基本理論形貌。同時身兼數(shù)學家及博物學家,他實在是相當獨特的,只有他的恩師哈欽森能相企及。他的興趣不像哈欽森那般廣闊,但是能更快、更深人地參透策略點。他和偉大的英國數(shù)學家哈代(G. H. Hardy)在氣質(zhì)及思想方面都頗為神似,而且他們的信念也相同:“數(shù)學家相當于觀念模式的制造者,而評斷模式的標準在于美感與嚴謹度!丙溈税⑸钕M,是發(fā)現(xiàn)美麗的生命的真實模式。
麥克阿瑟在聊天時提到,頂尖的科學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針對自然現(xiàn)象發(fā)展出的新分類法則,也就是那些能夠提出假說以及新數(shù)據(jù)搜集范圍的研究!八囆g(shù),”他喜歡引用畢加索的話,“就是幫助我們看清真相的謊言。”
他的方法論見證了一位天生博物學家的堅韌:他知道自己在說什么,而他更關(guān)心的是大自然這幅錦繡帷幕,以及他自己對大自然的獨特見解,卻不在乎旁人對大自然或?qū)λ麄人有何看法。
麥克阿瑟觀察鳥類時極有耐性,而且也具有鳥類學家的專業(yè)技能。只要有機會,他就經(jīng)常往熱帶地區(qū)跑,并且對博物罕戳/1叫H一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也極感興趣。從事這些活動而累積下來的大把信息,以及數(shù)據(jù)背后交互作用模式的劇本,全都成為麥克阿瑟理論研究的靈感來源,他利用這些理論來描述生物多樣性的起源。P301
螞蟻無所不在;黑色的、淺紅色的小點點,在地面上,在洞穴里,迂回行進;這種體重僅達毫克、擁有古怪文明的地球住戶,日常生活作息全避開我們的耳目。
超過5 000萬年以來,螞蟻一直是極地以及冰封山頂之外在地表上占壓倒性多數(shù)的昆蟲。據(jù)我估計,隨時都有1 000萬億到 1億億只螞蟻存活在地球上,把它們?nèi)康目傊亓考悠饋,差不多就等于人類全體的總重量。但是,在這樣的等式中,隱藏了非常重大的差異:螞蟻存活的數(shù)量恰到好處,然而人類的數(shù)量卻太多了。假如人類突然從地球上消失,地表環(huán)境當會恢復到人口爆炸前的富饒平衡狀態(tài)。只有大約一打的生物得完全仰賴人體而活,比如虱子以及寄生在我們額頭皮脂腺體里的螨。但是,一旦螞蟻消失了,地球上將會有數(shù)萬種動植物也跟著消失,幾乎各處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都會因而退化、衰敗。P347
吳礪
20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