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北京，來到東柏林，感到自由

牛筋底愛快樂

適應一座城，需要多久？有些人很快，有些則需要半年以上�？鐕�搬家或留學的人告訴我，他們往往在半年時間左右會崩潰一次，還有些得了抑郁癥。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豆瓣有個叫“是誰他媽的發(fā)明出國這么孤獨的事兒”的小組，里面有大量的說自己很抑郁很孤獨的貼子，每個貼子都那么真實那么催人淚下。

　　2015年二月我搬到了柏林。前四個月我住在東柏林北部郊區(qū)的某棟廉價庸俗的房子里（諷刺的是，房租幾乎和城里的一樣貴），我家周邊有許多東歐移民，還有些從德國其它地方搬過來的。大部人住在設計得一模一樣的東德式廉租房里，還有一部分人住自己蓋的、顏色各異的獨棟小屋。這些房屋錯落有致，連成一小片，房屋的盡頭是一大片草地和農(nóng)場。我常常覺得這些小屋像放大了的玩具房屋。

　　這里其實跟柏林沒什么關系，進城得坐城鐵，城鐵離家步行十五分鐘，到達東柏林市中心的亞力山大廣場需要三十五分鐘。附近有兩家大型超市和一家小小的食品店，周圍的村莊里有一家不好吃的意大利披薩館。騎車十五分鐘有一家越南人開的亞洲超市。離得最近的游泳館和超場需要坐兩站城鐵。除此之外生活上的不便一言難盡，對于習慣了中國高效率（服務態(tài)度且不說）的中國人來說都是實打?qū)嵉恼勰�。比如辦一張銀行卡跑了兩次銀行，填了十幾頁的表才辦成；比如病了卻無法立即看病，需要去診所等著或者是預約；比如我是實在沒有想到柏林辦事的效率是那么低，說起來都是淚啊。最大的打擊我就不說了，總之看著四月份還在下冰雹的天我一下子就抑郁了，想起來家國萬里，北京又像是籠上了一層光環(huán)，卻可望不可及。

在這里生活的幾個月中，我見識到了東柏林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我熟悉他們的面部表情、生活模式、穿著打扮，最讓我痛苦的是我發(fā)現(xiàn)，他們沒有未來。而正是因為追求未來，我才來到這里，很明顯我租錯了房子，來錯了地方。由于沒錢以及德國搬家程序的嚴謹和繁瑣，我不得不在咬牙堅持等房子到期了才能走。

　　本想在這里收獲靈感寫一本關于東西德小說的我，失去了語感，天天在微信朋友圈里抱怨德國，引得朋友們都覺得我得了抑郁癥。我這才意識到，自小到大我只搬過兩次家，一次是小學二年級時從山東農(nóng)村搬到北京上學，另一次就是這次從北京搬到德國柏林。

　　其實我早就想離開北京了。從近里說是北京的霧霾短期之內(nèi)不會好轉(zhuǎn)，我又是個特別受環(huán)境影響的人。從遠里說，是我太熟北京了，熟到北京已經(jīng)無法提升我的精神空間了，再加上這些年北京的高房價讓我的許多朋友都被迫離開了，它不再是我在小說里寫過的搖滾樂之都，也不再是我喜歡的北京了。就連我媽這種平時根本不思考人生的人都有一次跟我說，感覺這北京跟以前不一樣了，越來越不適合居住了，人太多了，烏泱烏泱的，出了門不知道往哪兒去，只能沿著河邊溜達一圈。

　　最近流行的那部《老炮兒》我還沒看，不過我覺得我也算是某種老炮兒，逃離北京是再本能不過的反應了。留在北京，除非能搞好事業(yè)，否則還能為了什么？至于我，寫小說寫詩的，需要漢語環(huán)境，也需要到處走走看看，開闊下眼界，看看世界其它地方的生活。

　　因為抑郁和想念中國，中途我回了趟北京。吃了小龍蝦，見了朋友，不出所料遭遇了幾次霧霾，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談創(chuàng)業(yè)，我一下子又頹了。

回到柏林后我們搬到了城里，這是個比較安靜的地帶，柏林像是被幾個大社區(qū)組成的城市，而每個區(qū)的風貌完全不同。你需要時間才能夠了解哪個區(qū)更適合你。就像房地產(chǎn)廣告說得那樣，選擇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永遠都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幸運的是，這次住的地方比較符合我的需要，我摸清了方圓一里地內(nèi)的語言學校、游泳館、健身房、修蘋果電腦的小店、黑膠唱片店、修旅行箱的店、美甲店等一系列與我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所，還發(fā)現(xiàn)英國著名搖滾音樂人David Bowie在1976年到1978年在西柏林住過的公寓就離我們住的地方咫尺之遙。

　　這讓我終于松了口氣，而這已經(jīng)是我移居柏林后的整整九個月后了。我還報了德語班，認識了一大堆各行各業(yè)的同學。

　　融入，從來就不簡單，何況是跨大洲的融入。納博科夫1922到1937年之間客居柏林，在柏林的15年間，他從未認真地學過德語，用他的解釋來說是為了保護他自己的語言，寫作之余，他靠著教授英語、法語、網(wǎng)球和拳擊來維持生活。對于納博科夫的選擇，我很傾佩，不學德語的結果就是你在生活里會遇到些磕磕拌拌——德國的工人階層普遍沒有學過英語，比如街頭小店里賣肉的阿姨，來你家維修窗戶的工人，上門送快遞的快遞員等等，你需要在跟他們的交流過程中用到一系列的肢體語言。

　　而比較有文化的德國人英語水平都還不錯。但除了學者以外，他們不一定習慣用英語表達。比如我的婦科醫(yī)生或者我的德語老師，都可以講很流利的英語，只有在用到某些專業(yè)用詞的時候，他們才不得不轉(zhuǎn)成德語單詞。

最近我突然意識到了某種自由，這是我在北京遺失了很久的感覺。我終于意識到在一個新的地方，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不被評判，沒有恐懼，沒有負罪感。一無所有不也意味著沒有負擔么。走出舒適區(qū)從來都不容易，卻能給人新鮮感和刺激。我甚至能看進去在北京看不進去的書了，還思考了未來幾年的計劃。我的三觀碎了又重新拼上了，正如把一個人打碎又重新愈合。這過程荒誕無比、痛苦不堪卻又是值得的，最能表達我這種心情的，是布克獎的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在其小說《白老虎》中引用的那句詩“你尋找鑰匙多年/但門一直是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