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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樓上說的有幾處讓我想起來一些問題。/ r2 N6 x- p! A, {, ?6 v
當時法若真既在金陵,應該是他做江南布政史的時候,所以又稱他“法方伯”,黃石是別號。其時應該被調遣作為某武試的考官,但值家諱。這里我對“家諱”的理解,應該還是遇到一些諱忌之事,因為如果只認為是名諱,一來太過狹隘,二來也根本不知道怎樣撞著名諱以至于不能去督考?在古代避諱現(xiàn)象時輕時重,因為家忌一類的事情不能出門固然是常事,但因為名諱不能如此,亦是常事。例如唐詩人李賀就因為其父名諱而被人排斥不能參與科舉晉升以至抱憾一生。清朝雖由滿人入主中原統(tǒng)治,但避諱政策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避諱比較嚴重的時期。法若真當時即使是因名諱不得出,也是情理可原的。但比較之前的分析,再加上后來的《蓼莪》一說,估計因家忌的可能性要更貼近一些吧!包w勉終事”的對象不好理解,但據(jù)之前之后的推理,他當時應該確實沒有出門,那樣就是何采勸他出門了?這樣說,“黽勉終事”的對象應該還是“家諱”事,而其中“黽勉”應該解作“勉力”而非我之前所說的“勉強”了,就是說他盡心盡力地把這事處理了而未能出門督考。所以何采來那首詩主要意思不能算作譏諷了,而應該是勸說才是。勸說的理由是這些武舉的門生都只是武夫只讀兵法而不學《蓼莪》的,認為法若真的思慮是多余了。大致如此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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