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安慶一中
方玉生
我的父親方百殊先生從教生涯近四十年,任教學校二十余所,其中安慶一中(原名安慶高中)他待的時間最長,解放前后兩次共有十年,安慶一中桃李滿園,父親有著園丁之功。
1933年8月,父親的恩師、著名教育家孫聞園先生出任安慶高中校長.次年春節(jié)后,應恩師之邀,父親首次來到安慶高中,出任教導主任。孫聞園先生抓教育特點是選好教員,多購圖書,美化校園,激發(fā)學生愛國熱情。父親有切身體會,深得其中三昧,工作很受孫校長賞識,孫校長常常不在校,父親是實際上的業(yè)務主持。據(jù)父親的一些學生回憶,父親教書總是嚴字當頭,質(zhì)量第一,六親不認,而且既擅長學校管理,又精通老本行外語教學。學生們評價說“嚴是愛,不懈怠,方成才”。上世紀五十年代家里還有幾張父親帶領(lǐng)學生植樹的照片,可惜文革中丟失。一中內(nèi)不少古樹,都是那時栽下的。在如此學習氛圍和校園環(huán)境中,許多學生后來成了新中國的棟梁,被稱為“中國計算機之父”的慈云桂院士就是那時的學生。
1937年,日寇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城市都有淪陷的危險,父親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任教近四年的安慶高中,后又輾轉(zhuǎn)加入桐城山區(qū)的抗日中學二臨中。
1950年2月,新中國教育事業(yè)蓬勃開展。曾擔任桐城中學校長、桐城師范校長,正擔任桐中分管業(yè)務黨外副校長的父親,認為自己年過五十,自知之明地辭去桐中副校長職務,又服從上級安排,第二次來到安慶高中當一名普通教員。因當時不開英語課,父親憑扎實的語文功底改教語文,成為解放后安慶高中最早的語文教師。次年,父親的學生劉其煦任安慶高中校長,但父親不擺老資格,始終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在教書育人第一線。
那時教師生活十分清苦,我家住的是四合院內(nèi)廁所隔壁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的房子,另在四合院外還有間兼作柴房的廚房;住房內(nèi)除了幾只衣箱書箱外,其他的床、桌、凳、書架都是租用的校產(chǎn),每月登記一次,租金在父親工資中扣除。與此同時,教師工作十分辛苦,尤其是當班主任時,父親每天早上六點多就與學生一起去大操場,每天晚上要么在教研室備課、改作業(yè),要么“下堂”指導上自習的學生,算起來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父親那時的工資是55元,按米價折算不過相當于今天的八百多元,什么“加班費”、“夜餐費”這些詞那時做夢都不會想到。有幾件事我記憶猶新:某晚父親“下堂”去了,家里來了人,我找了好幾個教室方才找到,父親卻說等到下自習才回去;某次重要考試后,為不受干擾,父親一整天躲在柴房里改卷子,外面還上了鎖,我在家里負責對來客“擋駕”;有兩個農(nóng)村親戚的孩子住校讀高中,除來校時在我家吃了餐飯。之外,其他時間與一般學生一樣,父親嚴要求抓學習,不給任何關(guān)照。通過這三件事,人們或許可以管窺當年父親的教師生活。
1956年,一場重病使年近花甲的父親大傷元氣,他自知難以勝任教學工作,主動請辭,組織上安排他進了安徽省文史館。次年春節(jié)后,我們?nèi)野犭x安慶高中,另租房子住。記得搬家極簡單,幾只箱子,幾件炊具,加上我搬的一簸箕未曬干的糯米淀粉。公家一只糙木包裝箱母親一直用來裝衣服,經(jīng)特許帶了出來。在以后的幾年里父親作為教育局特約教研員,還多次陪同他的老友和師長,原教育廳長光明甫先生到安慶高中檢查指導工作,每次都是早飯后去午飯前回,或午飯后去晚飯前回。
如何看待父親的教師生涯,多少年后,我想通了。父親與陶行知先生是同齡人,陶先生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教育思想,正是父親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理念和真實寫照。共和國第一代建設者的累累碩果,也就是包括父親在內(nèi)的共和國第一代教師的巍巍豐碑.
載《安慶日報·下午版》200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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